[话题] 小学语文岂能胡编乱造

20年的高考制度使中学语文教材成了中国亿万孩子们的“圣经”。但是，假如有一天，当孩子们发现这部圣经中的一章曾堂而皇之地打着英雄主义的旗号欺世盗名，他们将如何看待自己接受的教育和提供给他们教育的国家？近日，网上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指责入选到新版中学初中语文教材第五册的课文《悲壮的两小时》为胡编乱造，这难道是真的吗？

入选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中学初中语文教材第五册的课文《悲壮的两小时》来自《读者》1995年第2期，原标题为《宇航员之死》。教材的编撰者在将其编入教材的时候，对文章作了删节并改动了标题。

《悲》文叙述：1967年8月23日，前苏联著名宇航员弗拉迪米尔·科马洛夫在驾驶“联盟1号”宇宙飞船归航的过程中，当宇宙飞船返回大气层后，需要打开降落伞以减慢飞船速度时，科马洛夫突然发现降落伞出现故障无法打开了。科马洛夫将和“联盟1号”一起在着陆基地附近坠毁。苏联当局在此过程中对于这一情况做了实况直播，并请科马洛夫的家人在科马洛夫生命中的最后两个小时与他告别。

《悲》文对科马洛夫这一英雄人物做了极为生动的描写，对于他在生命中的最后两个小时的心理活动刻画入木三分。在语文教学网络上，记者看到，对这篇文章的教学经验和心得可谓汗牛充栋，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们认真学习文章中科马洛夫的爱国和科学精神。

这篇宣传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文章初读起来令人热血沸腾，异常感动。包括《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媒体也曾就此事组织过报道。但似乎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篇编纂痕迹浓重，存在诸多明显硬伤的课文。

近日，一位署名京城孤魂的网友撰文《饶过孩子们吧！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弥天大谎》，直指该文硬伤累累、华而不实，该网友言辞激烈地批评此文“是三流地摊文人所编造、彻头彻尾凭空捏造、无科学根据的大谎言！”

其一：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驾驶的“联盟1号”宇宙飞船是在莫斯科时间1967年4月23日凌晨3：35在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的，而非《悲》文中所说1967年8月23日。

其二：联盟1号的飞行是冷战期间前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登月项目而进行的绝密行动，将要实验人类第一次飞船太空对接，为登月舱的返回对接进行初步探索，为保证苏联在太空的领先地位，这一行动的内情在当时实行了绝对保密。苏联当局对于“联盟1号”宇宙飞船坠毁事件根本不可能进行现场电视直播。

其三：网友根据飞船返回大气层的速度（每秒7000米左右）进行了计算，得出飞船进入大气层后到达地面所需时间只有十几分钟而非《悲》文中所说的两个小时。

其四：《悲》文说科马洛夫向领导的汇报持续了70分钟。而网友认为飞船与地面的联系是受地面接收站控制范围限制的。在这70分钟里，大部分时间飞船不在地面接收范围内，那时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70分钟“汇报”。

其五：《悲》文中有一个细节是科马洛夫和女儿对话，科马洛夫叮嘱女儿要好好学习，并且说到“‘联盟1号’今天发生的一切，就因为地面检查时，忽略了一个小数点，这场悲剧，也可以叫作对一个小数点的疏忽。”网友指出“像航天器这样的高科技产物，经历了无数精英头脑的缜密设计和实验，任何数据不知要计算多少遍，才能发射上天。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故障，绝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查出原因的。”

为核实该网友文章的真实性，记者查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不列颠全书》，书中第700页确实有关于科马洛夫———这位“为人类宇航事业献身第一人”的条目，据《简明不列颠全书》记述：“联盟1号”宇宙飞船起飞的准确时间的确是莫斯科时间1967年4月23日凌晨3：35而非1967年8月23日。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又称《大英百科全书》）至今已有230年，其权威性有口皆碑、毋庸质疑。这本工具书也是我国知识界最常用最熟悉的百科全书。记者注意到，在这本在知识界享有权威的辞书中，关于“联盟1号”的叙述非常谨慎地使用了“据报道”的字眼，而在另一本带有很强专业色彩的著作《勇闯太空》（丹尼斯·纽柯克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中，在第66页至71页用了6个页码的篇幅对于这一事件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叙述，其中包括当时美国利用卫星跟踪拍摄到的图片，实际情形跟《悲》文的叙述也大相径庭。

同时，对这段历史较为了解的著名作家叶永烈也告诉记者，除了时间的错误之外，其他的错误其实只要稍据科学常识就可以发现。“我对这篇文章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地入选语文教材感到非常奇怪。”叶永烈说。

种种证据表明，《悲壮的两小时》确实是一篇不切实际的编造文章，但是，记者在向人民教育出版社求证此篇文章如何进入语文教材时，被婉言谢绝。

对于中学语文教育，历来有学者对此进行批评，几年前更有学者编著《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对当前的语文教育进行反思。不过，以前的反思多是从教育理念的层面来说。抛开教育理念不谈，一篇硬伤累累的文章入选到教材中，令人难以理解。

前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于1967年4月23日凌晨3：35驾驶“联盟1号”由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按计划，他在飞行一天之后将在轨道上与随后发射的“联盟2号”会合并实行人类第一次空间对接和太空行走。成功进入轨道后，“联盟1号”接连发生故障。返回地球的第一次尝试使用离子定位法，没有成功。后来，科马洛夫利用人工月球定位法，成功引导飞船进入了返回轨道。但是由于飞船失控造成的旋转使得主减速伞绳被缠在一起，无法打开。4月24日6时24分，“联盟1号”坠毁。科马洛夫成为世界第一个在飞行中的宇宙飞船中丧生的宇航员。当时空军现场指挥官报告说需要急救措施，然后就掐断了通讯联系。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在上午11时左右接到负责航天事务的卡曼宁将军的报告，说科马洛夫已经遇难。塔斯社在当天14：00向世界报道了这次不幸事故。

———摘自《大英百科全书》及《勇闯太空》

叶永烈：这肯定是个弥天大谎

新京报：《饶过孩子们吧！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弥天大谎》一文中对于《悲壮的两小时》关于硬伤的指责是否确切？

叶永烈：我认为《饶过孩子们吧！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弥天大谎》一文的批评是正确的。我很早以前在读《悲壮的两小时》一文时，就觉得“当宇宙飞船返回大气层后”要花费两小时才落到地面，违反常识；还有，这两小时之内，那位宇航员怎么能够与地面一直保持通话，也不合常识。读了《饶过孩子们吧！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弥天大谎》一文，我以为所列举的理由很充足，足以证明《悲壮的两小时》是“弥天大谎”。

新京报：您认为是什么因素使这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

叶永烈：这篇文章“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宇航员的献身精神，随着死亡时刻的逼近，那位宇航员所表现出来的无畏无私，使人“深为感动”。如果摒弃《悲壮的两小时》违反科学之处，这篇文章应当是出色的。

新京报：您认为选这篇文章的教材编撰者是否知道这篇文章的硬伤所在？

叶永烈：当然不知道。不光是中学语文教材编者没有看出来，发表这篇文章的杂志编辑以及许多语文教师都没有看出来。

新京报：这篇文章入选到中学语文教材合理吗？

叶永烈：当然不合适。应该立即从中学语文教材删去《悲壮的两小时》。


新京报：您怎么看待这一事情？

叶永烈：我曾经一再提倡现代青年应该“文理兼优”。全国统编教材中学语文高中第三册曾经选入我的文章《文与理》，就是强调：学文的应当懂一点理，学理的应当懂一点文。中学语文教材编者的文学水平当然是不错的，但是科学修养恐怕欠缺，不然就不会看不出《悲壮的两小时》的科学错误。

新京报：我们是否应该告诉孩子们真－相？这对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叶永烈：我们不仅应当告诉孩子《悲壮的两小时》错在哪里，而且应该让孩子们也从事吸取教训，一定要文理并重。作为未来的接班人，必须既有文学修养，又懂得现代科学。

孔庆东：教材编写是国家大事

新京报：记得您在两年前曾经和钱理群等编著了一本《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其中对于当下的中学语文教育进行了反思。不过，那多是从教育理念层面上。而这次中学语文教材入选了一篇硬伤累累的文章，您怎么看待这一事情？

孔庆东：我不能够只根据批判者的文章直接否定那篇文章，因为批判者没有提供第一手材料。只能说我同意批判者的质疑和那种负责精神。

新京报：您认为是什么因素使这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您觉得教材编撰者知道这篇文章的硬伤所在吗？

孔庆东：我想我们的教材中肯定还有不少存在硬伤的文章，其根本原因是编选者的水平不够，教材的编写权被很多利益集团垄断着，所以硬伤难免。不是他们故意要选存在问题的文章，而是他们看不出问题来。

新京报：您认为这会对广大的中学生读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消除这种影响？

孔庆东：这种情况的影响当然不好，但是其实早就这样影响了，不是一时产生的，当然也不会一时就消除了。必须长期坚持批判精神。

新京报：您觉得在今后语文教材的编撰上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孔庆东：语文改革，最初是受到粗暴批判和围剿。现在看到人民和政府都支持改革，改革成了主流思路了，于是很多人便来篡夺改革的成果。所以，必须坚持韧性的战斗，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编纂语文教材一要有知名专家挂帅，二要有民主操作机制，三还要接受舆论监督，必须看成国家大事，才能少犯错误，多积善德。

始作俑者不出笔者所料，是一位署名冯峰鸣的不入流作者为混稿费而为花边小报瞎编的文字。登载在1994年的《故事报》上。大家都明白《故事报》上的文章都是些什么样的货色，所以对这位冯先生也没有什么可以过责的。文摘月刊《东南西北》1994年第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是《一位宇航员之死》。再后就辗转到了《读者》1995年第二期。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老爷们就是从《读者》上炒来的。

要说那帮老爷们不学无术也实在有些冤枉他们，至少他们把文章结尾中下面这段编造的实在太离奇的文字给删掉了（这就是教材中所说的对原著的修改）：

一位青年，发疯一般冲进指挥台，抢过了话筒：“科马洛夫同志。请让我与您说一分钟的话!科马洛夫，我是你的情敌，是你情人的丈夫。一个小时前，我还恨你。想等你回来与你决斗．我发督要杀死你。现在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爱你。你是最崇高最伟大的男子汉！就让她爱你吧！我也爱你！全苏联人都爱你!全世界的人都爱你”

科马洛夫这时太激动了，“谢谢啦!全国全世界的同胞们，我也爱你们！正因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爱，上帝才这样爱我，让我从千万里的高空飞向大地，在火与光的歌声里获得新生。同胞们，请与我一起喊一声吧——人民万岁!科学万岁！”

科马洛夫向人们亲切地挥着手：“我已经看见大地了．大地很美。如果上帝让我转世投胎，我还要当宇航员，和我女儿一起重上太空。因为太空很有意思．很好玩。真的．太空很好玩……”

轰隆一 一声爆炸，整个苏联一片寂静。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向着飞船坠毁的方向默默地哀悼．哀悼……

(南京周国权摘自《故事报》)

吴祚来 北京学者

作为一名小学生的家长，我得感谢浙江的郭初阳等三位教师，他们对小学教材内容的质疑，使我们都有机会重新审视孩子们每天阅读背诵的教材读物。

郭初阳老师说，时下的教材普遍缺乏经典作品，但可笑的是，有很多经典却被随意篡改后出现；有的课文内容老旧，灌输过时的思想；很多甚至连故事的真实性都让人怀疑。

教材主要问题包括，内容不符合历史与常识，如人教版的《爱迪生救妈妈》。为了研究教材的真实性，这位老师翻阅了大量相关史料，有关爱迪生的传记里，并无其救母的故事。教材失真是一个方面，还有道德与价值的引导更令人生疑，郭初阳举了几个例子:苏教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中，兔子妈妈把蘑菇奖给了和骏马赛跑的小白兔，而把和乌龟赛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边；在北师大出版社的《儿子们》中，老爷爷无视唱歌跳舞的两个儿子，眼里只有正在劳动的儿子……“至于无作者名字、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更比比皆是”。

原来，时下的教材很多是编造出来的，将一些美好的故事，附着在一些历史人物身上，使这些历史人物穿着道德的花衣裳，让孩子们去学习模仿，一旦孩子们发现这些道德衣衫根本不存在，他们将作何感想，我们这些家长们又该如何解释？古今中外那么多适合孩子们阅读的经典名篇，为什么就不能摘选一些供孩子们做教材使用，而一定要造些伪文章来欺骗孩子们呢？是利益使然，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我曾经问过一名在加拿大读小学的小朋友，她说自己在学校基本都没有通用教材，课堂上教学的内容多是授课教师亲自编选的，学的内容更多的与生活、兴趣有关，学到有关动物的内容，老师就会带孩子们到动物园参观，还会布置作业，让孩子们通过网络检索相关的资料，然后在课堂上交流讨论。

我对家里的小朋友有过观察，他四五岁的时候就能熟练地使用电脑，能通过简单的模糊检索找到自己想要的网站，而一位朋友家的孩子六岁时就开设博客，发表自己“创作”的小故事了。对自然科技的内容，孩子们更是充满兴趣，孩子未上小学时，有时不看动漫而爱看科技探索类节目。我们编教材的成人们如果还拿孩子当“孩子”，该受“教育”的就不是孩子，而是成人自己了。

教育部在编选教材时，可不可以通过教育部的网站公布编者名单以及思路？可不可以让相关的一线教师与家长推荐教材内容？我们希望相关专家编选的内容可以宽泛一些，然后通过网络征求家长与一线教师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材可能内容更为丰富，也会更符合孩子们的需要。

童心不可蒙骗，教材不可编造，对孩子们负责，就是对国家的未来负责，也就是对社会良知负责。教材是孩子们人生的第一本导游手册，教育主管部门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神圣的责任。

熊丙奇 大学教授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用于小学二年级(下)的语文教材中，有《爱迪生救妈妈》一文，课文大意是爱迪生刚满七岁时，就用镜子反光的原理来照明，使医生在自己家里为妈妈紧急做了急性阑尾炎手术。可商务版拉皮罗夫·斯科勃洛《爱迪生传》和Josephson Matthew写于1959年的《Edison》都没提到这一事件。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生何易在美国的调查也显示，这极有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在美国留学时，他问了身边无数美国同学：知道爱迪生这个故事吗？所有人都摇头。然后他去查了阑尾炎的医疗史。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爱迪生已经是一个40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不可能有阑尾炎手术，更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得了急性阑尾炎的的妈妈做紧急手术。

这还仅仅是众多可能有问题的课文中的一例。杭州的几位语文教师用几个月时间，仔细梳理了全国包括浙江广泛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发现很多问题。很多经典被随意篡改后出现，课文说教的多，充满童趣、让孩子们快乐的课文却非常少。有的价值观陈旧，用美德“绑架”孩子，已经不能让时下的孩子们信服。（浙江在线9月23日）

我并不认为这是几位老师的“重大发现”，就如众多网友的跟帖所说，很多中小学教材所讲的故事，当时学的时候，就没有“当真”，尤其是老师在做课文解析时，总是赋予十分崇高的价值与意义，大家也只是死记硬背，以便能在考试中获得高分。可是，这不是重大发现的发现，却十分需要勇气——当我们目睹学生们用流行的“校园民谣”来解读中学课本，对课本中的英雄人物进行“恶搞”，以及用“火星文”来进行私下交流时，可以宽泛地指出，学生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灌输、管教的不满，却没有逐一去从课本中去找出那些虚伪的、杜撰的内容，任由这些虚假、杜撰的内容延续下去。

虚假的内容充斥在教材之中，其危害不难想象，不但扭曲学生的人格，更让不诚信、说谎蔓延——对于虚假、杜撰的教材，学生无疑会在内心中说：“老师叫我们不说谎，讲真话，可是他就在说谎，连书也说谎!”而这些虚假（包括故意贬损、夸大、刻意美化、歪曲等）的内容的辨识，其实并不难，就如高中教师蔡朝阳说，“我提出一些观点，不敢说都是正确的，但是一种不同的声音。我在审视这些教材时，有一个准则就是：常识。”沿着这样的思路，如果教师们在上课时给学生讲授的东西，连自己都觉得虚假、违背常识，逻辑不通、难以置信，那么，不但违背对事实判断的常识，更违背教育教学的基本常识。

最近，各地中小学在推行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政策，其中，不少地方教育部门，将师德作为绩效的重要指标。在笔者看来，最基本的师德，是做教师的基本“常识”，即在为人师表中，坚守育人的底线，不说假话。与这一底线标准对应，很多老师可能都不合格：他们不允许学生有标准答案之外的想法，不允许学生在作文中表达自己的真实观念，他们甚至明确要求学生以套话、空话去获得卷面的高分。

但不合格，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领导的要求、考试评分的要求，让他们抛弃常识，从不安心，到安心。桐乡凤鸣高级中学老师吕栋说：“看到我们的小学生每天捧着课本，用稚嫩的声音认真朗读这些文章，还把那些有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背下来，我们能安心吗？”笔者相信有不少教师也曾如此发问，但“常识”最终败给“现实”。坚持“常识”，教师们没有底气。

几天前，笔者遇到一名大学就业工作老师，他对现在大学将道德与就业捆绑在一起，对大学生宣讲说什么“到大城市做白领是功利、短视行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最好的爱国表达”等十分不解，难道大学生选择在大城市，就不是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就不是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就不爱国了？他认为，引导大学生去中西部，最重要的还是提升中西部地区职业的吸引力，而不是唱高调，很多沿海城市大学每年花费大量时间动员的结果是，超过99%的学生，宁愿“不爱国”，留在东部找工作。可在现实中，他每年都不得不按“要求”给学生讲大道理，甚至添油加醋地讲一些大学生在中西部获得事业大发展的故事。

笔者所担忧的是，这几个按常识指出教材错误的教师，会被领导认为是“挑刺”、“自作聪明”，而“师德”不过关，而他们的学生，也按老师教给的“常识”观，对看待教学内容、作业和社会，却被评分不合格，被认为是不好的学生，如果如此，那真是教育的悲哀。但是，从这种常识回归之中，我们也看到教育的希望，教育理想未灭的老师们正用自觉的“常识”观，去开展教育、评价教育，这样的教师越多，教育改革的希望也越大。而只有全面的教育改革，才会给教师们坚持教育理想、教育常识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