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刊新闻会客厅
——本报记者对话郭初阳、于爱群
本报记者 吴重生
《中国新闻出版报》：“除了小学语文教材，您关注过其他教材上的伪文章吗？”
郭初阳：中学语文教材也是问题重重。有伪小说（契诃夫《套中人》被删节了将近一半，变成了半通不通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有伪诗歌（连作者舒婷本人都已经受不了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有伪童话（模仿拼凑，情节设计拙劣,没有童话的真实感的《盲孩子和他的影子》）。
有对残酷战争作诗意美化的《芦花荡》，有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疯狂举动毫无反省却以为荣的《登上地球之巅》，有歪曲和篡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理论上站不住脚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于爱群：对不起，没有。以前我没有太关注过孩子的教材。只是在每个学期开始、给孩子包书皮的时候，随便翻翻看看。因为我有一种心理，认为这教材是集中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专家、最优秀的老师，经过多年实践，去粗取精，打磨出来的一套教材，又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的。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相信权威，服从权威。而且那里面图文并茂，色彩绚丽，比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不知道好多少。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认为教材伪文章的危害有哪几个方面？
郭初阳：就小学语文教材而言，综观这三套教材的问题，我们概括出四大缺失。
第一， 经典的缺失。
所谓经典，卡尔维诺这么表述：“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p3，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因为孩童所处生长阶段的特殊性，因为经典本身的重要地位，我们期盼在教材中能有更多的经典作品。但这三套教材中有关母亲和母爱的文章，来自经典的文本并不多，并且时有篡改。苏教版一共17课，只有4篇可称经典。并且原来琅琅上口的《游子吟》，被费尽心思地包裹起来，仿佛农民家里新买了空调，室内机上颇费气力加做的木套，沾沾自喜以为是伟大的发明，其实臃肿而赘余；《少年王冕》节选自《儒林外史》，但只要翻开原著对一下，几乎每一句话都作了改动，面目全非。
北师大版倒是有《游子吟》的原文，但包括这首诗歌在内，24篇课文中，真正属于公认的经典，也只有4篇，另外3篇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不肯长大的小姑娘》，其中罗大里的还是“山寨”版。人教版中更少一点，全部考察课文22篇，属于经典的，只有两篇，分别是选自《爱的教育》的《卡罗纳》和托尔斯泰的《穷人》。
诗人黄灿然说，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目力所及，涉及“母亲”的经典文本可谓众矣：
《诗经•凯风》“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论语》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杜甫“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阮籍丧母而“呕血数升，废顿久之”，蒋士铨“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的《岁暮到家》，应修人《小小儿的请求》，顾城给妈妈的《安慰》，于坚《纯棉的母亲》；泰戈尔《飞鸟集》，密斯特拉尔《母亲的诗》，川端康成《母亲的眼睛》，黑塞《幸福的时刻》，帕索里尼《祈求母亲》，塞弗尔特《窗旁》……
舍这些优秀文本而不用，原因不外乎二：不是出于对中外经典的无知，就是为了别有用意的思想灌输。
第二， 儿童视角的缺失。
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说，“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不能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儿童文学小论》P3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仅就这三套教材的课文来看，有赞美母亲的，有提倡发明的，有呼吁保护环境的，有歌颂伟人的……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都处处是教育与禁止：“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如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哦，妈妈，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妈妈的爱》：“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是的，我们诚然爱妈妈爱祖国，但枯燥的说教，如何能让孩子明白，“爱”是个什么东西，“祖国”又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林达写到美国的公民读本，第一课是“你”，爱国，从个体开始，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吾爱以及人之爱，也许才能给孩子以切身的感受。人教版中这种说教更是随处可见，像《看电视》，《可贵的沉默》之类，不一而足。缺乏儿童灵性的奇思妙想，勉强编出来的拟人童话，既非童谣，也非诗歌的打油之作，成人读来都觉得干瘪乏味，岂能奢望孩子们的喜欢？
好的儿童文学从不说教，人生的道理自然蕴含其中。因为，孩童的世界，自有逻辑规则，这些逻辑规则，区别于成人的世界而圆满自足。还记得《小王子》里那条吞吃大象的可怕蟒蛇吗？孩童和成人的区别就在这里。这些教材的编者，若是读过方素珍《妈妈心 妈妈树》，酒井驹子《我讨厌妈妈》，后藤龙二《妈妈你好吗？》等图画书，再看看自己编的这些东西，恐怕会汗如雨下吧。
第三，快乐的缺失。苏教版17篇课文，北师大版24篇课文，人教版22篇课文，快乐并不多见。
以苏教版为例。小黑兔不服气地问：“我今天得了冠军，为什么把大蘑菇给小白兔？”；孟郊“母亲的头上又多了几根白发”；沉香“心里又难过又气愤，恨不得马上就去解救妈妈”……
北师大版中，一言难尽的是《花脸》中的男孩。在这个非常态的家庭中，父亲的喜怒反复无常，天知道这个孩子会落下怎样的心理阴影！
最不快乐的孩子，我觉得是人教版玩具柜台前的那位孩子。“只要看到谁买小汽车，他就马上跟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柜台上跑动的小汽车”，可是他得不到他心爱的玩具，他还必须懂事，必须分担父母的生活之重。有什么能够安慰，这位貌似坚强的孩子孤独的心灵呢？
不快乐是有原因的，可能是贫困，比如苏教版的《水》、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和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也可能是疾病或者不健康，比如爱迪生救妈妈的故事；比如《第一次抱母亲》；比如《花瓣飘香》，无名小姑娘的爸爸在南沙当解放军，妈妈生病了。
但我想，这些原因都不是根本的，母爱不会因为贫困而打折。要说根本原因，评论《小狮子》一课的《药》这篇文章，有尖锐的分析。《小狮子》，这篇北师大版和人教版都有的课文，可以看做是集不快乐之大成的“典范”之作。《药》一文的点评，直击要害：对吃苦精神的推崇正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悬梁锥股”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激励人苦学的典故，并非偶然。然而，“锥”和“悬”这两种最典型的自虐自杀动作，恰是这种“苦学”精神背后“毁人”本质的形象表露。
还是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吧，试比较一下泰戈尔《小大人》片段： 我人很小，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到了我像爸爸一样年纪时，便要变大了。 我的先生要是走来说道：“时候晚了，把你的石板，你的书拿来。” 我便要告诉他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我决不再学什么功课了。” 我的老师便将惊异地说道：“他读书不读书可以随便，因为他是大人了。” 每一个孩子，若是读到这样的句子，一定会开怀大笑吧，因为这才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第四， 事实的缺失。
上述种种缺失，也许尚可有说辞，但是，事实的缺失，是最严重的，也是最不可原谅的。可以讲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快乐，但捏造事实就显得居心叵测了。
北师大版和苏教版都有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人们已经忘记去质疑其真伪了。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何易，竟然就去研究了，得出的结论是：“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39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的妈妈做了这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这一类虚构的故事在三套教材中并不少见，再举一例，如《陈毅探母》。《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的作者搜寻了很多史料，从历史事实角度，证明了这个故事从时间到地点都是虚构的。但是我不明白，编著者出于怎样的目的，才睁着眼睛大说瞎话。难道实事求是的讲述陈毅同志孝顺母亲的故事，就不能感动人了？
还有一类，我不敢确定其讲述的是否事实，但因为文学描写的拙劣，故事破绽百出，难以置信。比如人教版的《日记两则》。两个梦之间直接跳跃，缺少平滑过渡，怎么看都像“白日梦”。而文章对女孩子梦境的描绘，亦只有简单的粗线条勾勒，不符合一个女孩子的心理事实。《必须假定有一个完美的精灵》一文有独到分析。
即便是科普文章吧，或者需要具备一点科学精神的文章，其陈述的事实，也被打了折扣，与科学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苏教版《云雀的心愿》，云雀妈妈似乎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之所以选择云雀，大概是因为鸟儿会飞，可以在短时间内考察沙漠、河流和森林吧。可是替换成“喜鹊妈妈”、“大雁妈妈”、“天鹅妈妈”……随便什么鸟都行啊，与云雀何干？貌似科学严谨，却连基本的知识都是错误的——“云雀妈妈擦去头上的汗水”——鸟类没有汗腺，哪有什么汗水？
还有《乌鸦反哺》，生物学上已经证明了，没有这种习性呢！可这篇习作，却是以目击证人的视角来讲述反哺的故事。当然创作需要虚构，但目击证人的虚构，只能等同于说谎。
于爱群：读书的目的，求真，求善，求美。所谓伪文章，于事实不符，于科学无据，此为不真；主题先行，道德拔高，空洞说教，此为不善；语言干瘪无趣，人物假大空，形象高大全，此为不美。不真，不善，不美，完全与读书的目的背道而驰，何来教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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