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 作者：班布尔汗

翁婿之间那些事——元朝与王氏高丽
　　
　　说起婆媳关系，中国男人十个倒会有八个感到头疼。俗语云“最亲不过父母，最近不过夫妻”，一个“最亲”一个“最近”，莫说厚此薄彼，即使一碗水端平也还会问题不断，“治国容易治家难”这个道理西方男人怕绝不如中国男人领会的深。不然，儒家如何认为只有先“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呢？
　　相对婆媳，翁婿关系似乎就简单的多了，翻看史书或者小说、话本，翁婿之间要么一开始便是相得益彰，老丈人和女婿关系极好；要么就是势同冰炭，连明媒正娶人家女儿都不可能，只能以私奔或殉情之类的悲剧来收场。
　　而一旦把婚姻上升到政治高度，婆媳关系便会隐匿与后台，即使闹的鸡飞狗跳，史书也懒得记载一笔。翁婿关系却是至关重要的了。毕竟男权社会，政治是男人的游戏。
　　中国历史上不乏与外国做“翁婿”的事例，不过大略来说，作为老丈人的“天朝”，往往都不怎么有面子。汉匈和亲，主要还是打不过人家，只好女人换和平，可也阻挡不了女婿隔三差五的来掠夺丈人。唐朝文成公主入藏被传为佳话，可在男婚女嫁的背后，却是吐蕃帝国松赞干布那句威胁性豪言：“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 ——这和抢亲差不多了。
　　总体而言，历朝历代的对外和亲，选择得都是与自己实力相当或强的国家，目的不外乎避免战争，“怀柔化外”——越是和自己属于同以文化圈的反而越是不可能通婚，朝鲜、日本、安南这些“礼仪之邦”便从没有这样的待遇——你属于“自己人”，实力又不济，想娶公主自然是没门了。
　　想想那些被封为公主被迫远嫁的宗室之女们也真是可怜，身为金枝玉叶，一旦步入涉外婚姻殿堂，却只能去体验与自己的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环境，情何以堪？
　　
　　而作为翁婿之国，元朝和王氏高丽之间倒是很有些意思，有元一代，若说对朝廷最铁的藩属小弟，第一自然是忽必烈三弟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儿汗国，其次便是女婿之国高丽王朝。虽然做元王朝的女婿并不十分舒畅，但高丽王朝一直到元朝灭亡成为“北元”之后仍与之藕断丝连，在“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盛行的国际社会，算是很难得了。
　　不过，元朝与高丽的翁婿关系，却是在蒙古帝国对高丽的打击欺压的阴影之下一步步走向看起来很美的和谐之境的。
　　
　　王氏高丽的历史很类似于段氏大理，都是太祖创业，后辈无能以至于权臣长时间把持朝政，最后反而在蒙古帝国的侵略之下，让王氏重新获得政权。
　　公元九世纪以后，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国日益衰落，贵族叛乱和农民起义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彻底的分裂。形成新罗、后百济和泰封（后高句丽）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便是朝鲜半岛的第二次三国时代，史称“后三国”。
　　就如中国的三国时代一样，魏、蜀、吴三国最后谁也没能一统天下，倒是魏国的权臣司马家摘了桃子。朝鲜半岛的三国也不是其中哪个统一起来的，而是泰封国的武将王建夺取其政权，建立高丽王朝后重新统一的，这位王建，便是高丽王朝的太祖。
　　王建统一朝鲜后三国后，迁都于自己的家乡松岳，并改称为开京（即今朝鲜开城），对内奖励农业的政策，释放奴婢，休养生息。而对外则积极北上扩张领土，趁着辽国灭亡东北大国渤海国的契机，不但将领土北界由前朝新罗时的大同江向北扩张至清川江中上游至鸭绿江下游一带，而且和辽国交兵，蚕食女真故地。在于宋和辽的折冲樽俎之间，到1007年，高丽疆域已扩展到鸭绿江一带。1130年，乘着辽金政权更替之际，高丽又占领鸭绿江东岸的辽朝重镇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
　　可以说，作为以朝鲜半岛为主体的国家，高丽王朝算是最大限度的扩展了生存空间，今天的北朝、南韩的国土便是在高丽王朝时期基本确定的。
　　
　　不过，扩展领土便要用兵，辽国、金国也都不是好惹的弱邦，夺了人家的领土，也要用大量的兵马防备，这么一来，武将在高丽王朝的地位便日益重要起来，开始要求提高地位。武人要求地位本是情理中事，人家随时要搏命疆场，怎么就不能获得些社会尊重呢？可是高丽王朝学习宋朝好的方面不少，而坏的方面也学了十足，实行“重文轻武”，文官掌控朝政，对于武将十分鄙视欺压，终于使得文武之间势同水火。
　　1170年，也就是南宋乾道六年，高丽王朝终于发生变乱。郑仲夫、李义方、李高等几个武臣因不满高丽毅宗王晛和文臣对武官的欺压发动政变，大杀贵族文官，流放了毅宗和太子，立明宗王晧为国王，史称“庚寅之乱”。郑仲夫通过“都房”控制高丽君主，从此开始了高丽王朝的“武人政治”时代。从郑氏开始，先后有庆氏、李氏、崔氏武人掌控政权。
　　武人掌控高丽王朝虽然近百年，但日子并不好过，且不说王氏家族总是想着恢复王权，武人之间的碾轧也不曾中断。到1197年才算是形成了崔氏为首脑的稳固的“都房”政权，执掌国政六十余年。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弄不好高丽会和日本一样，形成国王虚君而将军掌权的“幕府政治”。然而到了1231年，席卷各地的蒙古洪流终于涌向了高丽，武人政治也就随之走向衰微。
　　
　　高丽王朝开始接触蒙古人，是从蒙古帝国讨伐契丹遗族和女真人在东北地区扰乱之时开始。
　　1216年．契丹遗族喊舍等人对蒙古帝国发动叛乱，在辽东建立“大辽国”，被击败后率领数万名契丹军渡过鸭绿江侵入高丽，占领高丽重镇江东城。1219年，成吉思汗命哈只吉和扎剌二将率军入高丽讨伐喊舍。在别人的地盘上办事，自然要和主人打个招呼。哈真入高丽后，遣使面见高丽高宗王皞，要求以粮援助，出兵合击江东城。
　　契丹军进入高丽，占城割据，本就让高丽君臣很是头疼，现在见有人前来助拳，无论是傀儡国王高宗还是掌权将军崔忠献都求之不得，于是派兵资粮相助。不久，蒙高联军便攻克了江东，喊舍自缢身亡。　　
　　乱事平定后，哈只吉与高宗于是年二月签订条约，两国约为兄弟之国。按照约定，高丽臣属于蒙古，每年纳贡。
　　要是到此为止，高丽最多不过是成为蒙古帝国的“弟弟”，而不会是日后的“女婿”。然而，蒙古帝国这位大哥对弟弟实在太不客气，要求的贡赋越来越多，而且不分时候，想要便要。高丽君臣终于忍无可忍，于1225撕毁协议，斩杀蒙古使臣。此时成吉思汗正在征讨西夏，无暇理会高丽，“兄弟之国”从此断交，陷入“冷战”。直到窝阔台汗即位后，便开始派兵攻打高丽，正式爆发战争。
　　
　　自1231年起，蒙古帝国连年对高丽用兵，尤其是贵由汗和蒙哥汗时期更是“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 ，高丽王不得不迁都江华岛。虽然蒙古军在当时战无不胜，但因为高丽早已形成武人政治，民心士气要比日后的李氏朝鲜强得多，面对侵略节节抵抗，对于蒙古军造成很大杀伤，甚至击毙过蒙古统军元帅撒礼塔。
　　高丽毕竟是一个小国，小国的可悲之处在于，当与大国交锋时，如果没有其他大国的帮助，无论多么顽强也无法免于灭亡。蒙古帝国虽然不能把高丽一口吞掉，但只要坚持不懈的打下去，胜利还是属于自己。
　　终于，在艰苦抗战28年之后，尤其是“都房”政权第四代执政崔竩被杀后，公元1259年，高丽高宗向蒙古帝国投降，派太子王倎入质。
　　城下之盟的滋味很不好受，蒙古帝国对于长期坚持抵抗的国家一般惩罚都十分严厉。高丽这次投降，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可想而知。莫说“兄弟之盟”，就是能否保持独立地位都在未知之数了。
　　
　　然而，高丽王父子尚不知道，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大汗蒙哥汗已经快要去世，忽必烈的大元王朝已经呼之欲出。
　　
　　
　　

情形的变化虽非人所能预料，但一些历史上的成功者总是会在变化时的选择当中占得先机。高丽太子王倎便是这样的人。
　　1259年，蒙哥汗死于南征南宋的征途上。此时，王倎正奔波在遵照大汗圣旨前往四川的路上。听闻到大汗死讯，这位高丽太子没有再西进，而是前往汴梁，和当地官员一起迎接也是得到消息从鄂州返回的忽必烈，并跟着忽必烈一起回到了其大本营开平。
　　王倎太子的押宝，使得日后的高丽安享百年太平，作为一个弱国储君，他的眼光可称睿智长远。
　　
　　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建元中统，开始了和弟弟阿里不哥的争位之战，至于如何惩罚近三十年拒不归附的高丽自然不可能在议事日程之内了。而也在这一年，高丽高宗王皞病逝，消息传来，忽必烈谋臣赵良弼和廉希宪一起进言，认为应该立即送王倎回国即位，这样高丽便会感恩戴德，一心内附。
　　忽必烈早就对王倎的作为很满意，立即接受建议，以国王之礼款待王倎，赐以虎符、封册和高丽国王印，并派精兵护送其回国，同时下诏赦免高丽之“罪”，表示对高丽全国上下“首谋内乱，旅拒王师，已降附而还叛，因仇雠而擅杀，无所归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随众胁从”等等作为全部“罪无轻重咸赦除之”，答应“完尔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 。同时，对于屯驻高丽的蒙古军全部撤回，曾经虏获的高丽百姓也全部放归，当然宽大之余，对于两国关系也要明确，规定高丽有“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等义务。
　　王倎回国即位，这便是高丽元宗，不久改名为王禃。虽然蒙古入侵让国家残破，但现在没有了“都房”执政，实权回归王室，又保住了国家的独立地位，就这样安心的做大元朝的东部屏藩，元宗的日子本来该很好过的。
　　
　　然而，元王朝和其他王朝不同，尤其是忽必烈时代，对开疆扩土极为热衷。为了灭亡南宋，也为了征服日本。忽必烈不停地要求高丽履行助兵资粮的义务。至元五年(1268年)夏，更是责令高丽“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用于攻打南宋和日本之用，并且明说“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不要强调什么“人民残少”之类的借口，就是死人也得给我造！
　　元宗是忽必烈立的，再加上深切知道违命的后果，于是只能委屈百姓尽量满足。可高丽朝野还是有很多“爱国者”，对于这样的榨取极为不满，更认为愿意满足元朝要求的元宗是“高奸”。这些人以权臣林衍为首，几经谋划，于至元六年(1269年)八月发动政变，废黜元宗，立其弟王淐为王。
　　这种无视宗主国皇帝的作为自然不能为忽必烈所默认，同年十月，忽必烈封在京朝觐的高丽王太子王愖为特进、上柱国，命他和头辇哥率三千军队回高丽平乱。面对军事威慑，王淐、林衍不得不恢复元宗王位。
　　这起变乱，几乎把元宗即位时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原本撤出的蒙古军重新又开了进来，在凤州设立屯田总督府，长期驻守。同时，忽必烈还委任脱脱朵儿、焦天翼为高丽达鲁花赤（监督官），高丽的独立地位已经大打折扣。尤其严重的是，高丽都统领崔坦、李延龄等人因为不满林衍专权，趁着元军入境之机，以西京(今平壤)五十余城归降元朝，忽必烈顺势将之改为东宁府（后升东宁路），划归元朝辽阳行省管辖。
　　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林衍等人的作为看似是“有尊严”的“爱国”之举，却让国家丢了面子又丢里子，真是何苦来哉！
　　　　
　　笔者认为是何苦，可高丽的“爱国者”们可仍然向着“苦”大踏步前进。为了有效控制高丽，忽必烈要求高丽王室从江华岛迁回旧都开城。就迁都事件上，高丽朝廷再起波澜，其时虽林衍已死，但其党羽裴仲孙等仍拥立王室庶族承化侯王温为王，据守珍岛(今南金罗道)抗元。
　　不自量力的反抗自然会招来更严厉的惩罚。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元将领忻都、洪荼丘等率兵攻占珍岛，杀王温、裴仲孙，但残部在金通精率领下又退往耽罗（今济州岛）。至元十年（1273年）四月，元军攻占耽罗，金通精等人被俘，林衍党羽最终被肃清。
　　这回，元朝又在耽罗设立诏讨司，屯兵驻守，高丽的领土又少了一块。
　　
　　

权力被限制，国土被分割，但作为国王的元宗倒是终于摆脱了数十年的武人权臣干政，成为了真正的掌权者，当然以我国历史惯用的说法，便是“元朝在高丽的代理人”了。
　　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宗还都开京，高丽完全依附元朝。忽必烈命令高丽更改官职爵号，也就是官职爵位的名称都要相对元朝降一级，例如尚书省和中书省改为佥议府，枢密院改为密直司，御史台改为检察司，吏部和礼部改 为典理司，刑部改为典法司，侍中改为中赞，平章事改为赞成事。国王的自称由“朕”改为“孤”， “宣旨”改为“王旨”，臣子对国王的奏疏由“奏”改为“呈”，臣子对国王的称呼由 “陛下”改为“殿下”，国王储君的名称由“太子”改为“世子”。而最让高丽人难以接受的，恐怕就是废止了高丽的庙号制度，以前的“某某宗”是不许再用了，国王庙号都要改为“忠某某王”、“恭某某王”，例如“忠烈王”、“忠宣王”、“忠惠王”、“恭憨王”等等。这些庙号充满了藩属之国的低眉顺目，活着窝囊死了也窝囊，所以高丽人在暗地里还是给自己的国王上“某某宗”的庙号。
　　一切似乎都平静了下来，藩属的身份确定了，国王的权力确定了，被分割的疆土一时也收不回来，作为高丽国王，元宗似乎没事情还需要操心了。
　　但元宗不这么想，什么都确定了吗？高丽王朝的安全可还没有确定呢。朝廷大臣，尤其是武将，反元情绪十分高涨，高丽的老百姓也不平静，一旦哪天再来个反元的政变或者动乱，且不说自己这个国王会身首异处，高丽王朝恐怕也要社稷为墟了。何况，经过“林衍之乱”，忽必烈对高丽的好印象大打折扣，现在有了个“高丽达鲁花赤”，说不定哪天皇帝一不高兴废了高丽国号——这可谁也不能担保不会发生的。
　　怎样才能既压制国内又让元朝有所顾忌呢？那就只能和元朝成为一家人，就像那些蒙古汗国一样，对内，可以不再有“高奸”的恶名，对外，皇帝总不好对家里人无端发难。
　　
　　于是，元宗从至元八年开始（1271年），便不停的向元朝“求婚”，希望忽必烈把公主嫁给自己的世子王愖。忽必烈本不想答应，高丽叛附无常，自己把女儿嫁过去，万一有什么变故，不就成了人质？而高丽世子已经三十多岁，早已经娶妻，并不是公主配偶的合适人选。何况，以前都是蒙古帝国和元朝向高丽要美女，现在却把自己的女儿送过去，总感觉不太对劲。
　　但忽必烈毕竟是一代雄主，考虑问题还是要从政治着眼，随着高丽局势日趋稳定，更是考虑到嫁公主过去对于安抚高丽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终于还是同意了高丽的求婚，答应把自己的小女儿齐国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高丽世子王愖。可此时齐国公主才十三岁，直到三年后，也就是至元十一年五月，才将成年的女儿嫁到高丽和三十九岁的王愖成婚。
　　这桩婚姻的成功，了却了高丽元宗的最后心事，老国王终于不必再操心了。儿子和新儿媳婚礼举行后仅一个多月，高丽元宗王禃病逝，世子王愖继位，是为高丽忠烈王。
　　
　　当年还是太子的王倎选择了效忠于忽必烈，换来了免除惩罚和国祚延续，在去世前又让自己成了忽必烈的亲家，一举让高丽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经过“林衍之乱”，忽必烈在高丽设置了达鲁花赤，既监督高丽国王，也插手高丽国政，类似于后来日本在“满洲国皇帝”溥仪身边设置的“御用挂”，那是完全不把高丽国王当回事，以宗主国大臣的身份对国王颐指气使，巧取豪夺。而从忠烈王开始，因为成为忽必烈的女婿，国王印信便成为“驸马高丽国王”，臣仆之国的君主一下子成了主子，达鲁花赤再跋扈也不敢对主子无礼，百炼钢立即变为绕指柔，态度谦恭有礼起来。例如第三任高丽达鲁花赤黑的，在王愖还没有和齐国公主成婚时便已经谨小慎微，一次接受元宗宴请时，元宗请其上座，黑的连忙推辞：“现在皇上的女儿已经许配给太子了，您就是皇帝驸马大王的父亲，我们是皇帝的臣子，怎么敢违礼呢？大王向西坐，我们就向北坐；大王向南坐，我们就向东坐。”一定要坐到元宗的下首。
　　忠烈王之后，高丽又有共有九位国王，依次为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恭愍王、前废王、后废王和恭让王。其中，除了忠穆王和忠定王在位时过于年幼，不宜娶妻，前废王、后废王和恭让王在位时期元朝已经日薄西山、行将就木外，其他几位国王娶的都是元朝的公主，其中忠肃王因多次丧偶，前后迎娶了3位元朝公主，以“一个女婿半个儿”标准，成为了元朝皇帝的一个半儿子。
　　不过，忽必烈以后的元朝皇帝，也学会了汉、唐皇帝的“不厚道”传统，嫁给高丽的公主，都不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是宗室之女，但在名义上，高丽国王的“驸马”还算是真金白银，各种好处也随之而来。
　　至元十五年（1278年），忠烈王带着新媳妇齐国公主到元朝省亲，趁着老泰山忽必烈高兴，提出废除“高丽达鲁花赤”，这要是在过去，一定会被看作是“不臣”之举，而现在的忽必烈却当做送给新女婿的礼物，一口允准了。
　　在“林衍之乱”中被元朝划为东宁府的高丽西京是高丽降人献给元朝的，算不得“非法侵占”，谈不上归还。但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忠烈王奏请归还西京，忽必烈本着都是一家人，谁管都一样的态度，同意所奏。
　　到了忠烈王晚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林衍之乱”时被元朝直辖的另一块疆土——耽罗岛。可也不好意思总是向老丈人提要求，一直等到忽必烈驾崩，元成宗继位，忠烈王趁着登基之喜，向侄子元成宗提出收回耽罗岛的请求，元成宗自然不好驳姑父的面子，将耽罗归还高丽。
　　当初高丽的爱国者们浴血奋战，使得这些领土归了元朝，而忠烈王这位标准“高奸”却使得这些领土回归。作为国家，究竟是面子重要还是里子重要，这真是永远无法讨论明白的话题。
　　
　　话又说回来，“是药三分毒”，任何谋划都有正负两面，只不过需要针对具体情况斟酌选择。高丽迎娶元朝公主，在政治上是稳赚不赔，而在生活和感情上，高丽王们则很是悲惨。就以忠烈王来说，他的庙号是“烈”，从谥法上说，“有功安民、秉德遵业曰烈”，可他的“烈”可能还有一层意思——娶了一位有着暴烈脾气的妻子。
　　齐国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比忠烈王小二十三岁，老夫少妻的组合本就意味着小妻子有资格耍小脾气，何况小妻子身后还有着强大无比的娘家。可想而知，忠烈王成为了政治上的“妻管严”，日子很不好过。不但任凭妻子打骂不敢稍有反抗，而且虽然摆脱了达鲁花赤，但国事上却又不得不受到妻子的干预摆布，齐国公主不但执掌内宫权柄，而且连朝会、宴享、巡幸、接见使臣等无不参与，甚至人事的任免也要有她的发言权。王后干预国政的传统，在有元一代的高丽成为惯例。韩国大片《霜花店》中的高丽国王，从情节来看应该是高丽恭憨王，影片中有朝会上国王、王后一起召见大臣的场景，这应该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历史上的元朝公主们会不会如电影中一般，在大臣面前维护国王老公的尊严，那可就难说得很了。
　　一连几代娶了“野蛮女友”，国事不得不和家事划为一体，这已经比较窝囊。而因为从忠烈王开始与元朝通婚，有的世子作为质子长期在元大都居住，回国后又带着蒙古妻子以及大批怯怜口，也就是公主的私属人户一起来到高丽。双方各种交流非常密切，再加上元朝属于强势，高丽的蒙古之风便越来越重。
　　首先，高丽国王从忠宣王到恭愍王都取了蒙古名字，忠宣王名为益智礼普化，忠肃王名为阿刺忒纳失里，忠惠王名为普塔失里，忠穆王名为八秃麻朵儿只，忠定王名为迷思监朵儿只，恭愍王名为伯颜帖木儿。如果只是在原名之外再取个名字，这本不伤大雅，可高丽国王们还打算在服饰和发式上向蒙古学习。高丽的服式和发式本来与中国是一致的，都是长袍大袖留全发，可从忠烈王开始，国王们都穿着窄袖紧身的蒙古袍，发式也成为蒙古发式，也就是“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 。
　　电影《霜花店》中，王后的哥哥在宫廷宴会上和宫娥翩翩起舞，恭憨王欣慰的说：“他越来越像高丽人了。”不得不说，这只能是现在的韩国人为祖先找回点面子，其实在那个年代，高丽王室“越来越像蒙古人”才是事实。
　　要说高丽王们这些做法也无可非议，无非是习惯或者政治需要，但忠烈王却下令普通百姓也要剃发改装，弄得老百姓，尤其是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痛苦不已，这便是大大的不对了。从蒙古帝国时代开始，对所征服的地区虽然杀戮很惨，却并不要求当地人民改变信仰和生活习惯，忽必烈建立元朝灭亡南宋后，也保留“汉家衣冠”，对高丽更有“衣冠从本国之俗”，“风俗一依旧制，不须更改”的承诺，高丽忠烈王的做法有些拍马屁过头，连忽必烈听说之后都十分惊讶，说：“都说是我禁止高丽人保持服式，哪是这样的？高丽的礼仪怎么突然就丢掉了呢？”
　　忠烈王能够委屈自己，换来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本来是正面人物，但这一举措立即把自己的形象毁了个七七八八。不但高丽老百姓不以为然，连宗主国皇帝、老丈人忽必烈都觉得过分，从此愈加瞧不起高丽，乃至说出：“誓不与高丽共事” 这样的话。
　　这句话已经够分量，可忽必烈还嫌不足，进一步定下“贱高丽女子，不以入宫”的“世祖皇帝家法” 。而这个祖宗家法在他的曾孙元惠宗时代被破掉，朝鲜女子奇氏成为大元皇后，可也成了大元朝的末代皇后，于是有人便说这是不尊祖宗的下场，一娶高丽女子便要亡国。实际上，虽然在大元王朝最后的日子里奇氏皇后没起什么好作用，但要说要她对亡国负责，就是又掉进“红颜祸水”这样的陈词滥调里了。
　　
　　

无论实际如何，两国关系则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给人以其乐融融的印象。在元朝的兴盛期，高丽王朝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以蒙古风俗为荣。而元朝除了在征讨日本时颇为叨扰高丽之外，作为宗主国和岳丈之家，便很慷慨的给女婿好处。对于高丽的赏赐也是与日俱厚，最吝啬的时候也要保证回赐物品的价值至少与贡物的价值相等。对于高丽王朝极为频繁的朝贡队伍，元朝皇帝们不仅对前来的王公贵族、使臣给予赏赐，连其随从也加赏赐。就以忠烈王时期为例，他在位三十四年，朝贡十四次，最多的一次随行人员达一千两百人之多，这么大的使团，每个人都要拿一份赏赐，可想数字将极为惊人。而有元一代，高丽朝贡次数达二百四十四次，其中世祖朝八十二次，成宗朝二十六次，武宗朝十七次，仁宗朝十七次，英宗朝五次，泰定帝朝六次，文宗朝六次、宁宗朝一次、惠宗朝八十四次，拿来的高丽参之类的土特产自不在少，而拿走的真金白银更是无法数计。
　　翁婿的关系，频繁的来往，政治的需要，这种种因素再加上百余年的时间，虽然不能把高丽最终变成一个“小蒙古”，却也足以在高丽之内出现一大批高丽皮元朝心的人物，他们因为元朝而飞黄腾达，又因为元朝的存在而持续荣华富贵，这些人便被称为“权门士族”，这些人的代表除了如元惠宗皇后奇氏的奇氏家族外，还有“如赵仁规，因当上了蒙语翻译而成为有权有势的人，还有一些人如尹秀是通过完成元朝的贡赋要求而设的鹰坊被提到重要位置上的。也有一些人或因护送国王到元朝旅行功绩卓著而发迹，或作为下嫁高丽的元朝公主的侍从而致身通显。此外，还有许多人的晋升是因为他们在蒙古征伐日本的时候作战勇敢，曾接受‘万户’这样的赏赐。”
　　这些“权门士族”在高丽职位显赫，且能世袭，其势力之大足以左右高丽政局，高丽王不但要看王后的脸色，这些人的脸色也不能无视。如果本身就很倾向元朝国王在位，便是相得益彰，而一旦是内心有着民族自尊心的国王在位，摩擦也就难以避免。
　　当然，在元朝强大时，即使有这样的国王，也只能在把一切藏在心里，不会有任何实际行动，可毕竟成亡兴替总有时，大元王朝终于在惠宗时走向衰亡。而正巧，此时在高丽主政的，便是一位一直以获得独立为己任的国王——恭愍王王祺——也就是《霜花店》的主人公。
　　
　　这位恭愍王在高丽史中被称为“武宗”，这个谥号确实实至名归，从王室被武将“都房”政权架空，到被元朝降服，纳贡称臣当女婿，高丽王一连十几代都给人逆来顺受的印象，不是受制于权臣，便是受制于外国，还要受制于老婆，到了这一代终于等到机会可以扬眉吐气了。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爆发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虽然大元朝廷还没有到摇摇欲坠的地步，但也有些自顾不暇，没什么精力理睬藩邦的事。恭愍王便打起了蚕食元朝领土的主意。至正十五年（1355 年）,恭愍王以评理印王当, 同知密直司事姜仲卿为西北面兵马使，司尹辛王旬、俞洪, 前大护军崔莹、前副正崔夫介为副使, 率军“攻鸭绿江以西八站”。同年六月, 又派印王当“引兵渡鸭绿江, 攻婆娑府等三站, 破之” 。
　　元惠宗虽然被农民起义搞得焦头烂额，但被小弟抢了地盘也不能姑息，立即派中书省官员撒迪罕前来责问，宣读谕旨严厉追问: “迩者奸民, 遽生边衅, 越我封疆, 扰我黎庶, 焚我传舍, 阻我行人, 揆诸天宪, 讨戮何疑”。此时高丽和元朝相比仍然是老鼠与大象的差距，恭愍王于是上表解释道：“实非本意, 考其罪人，以正邦典，” 将印王当处死作为替罪羊。
　　到了至元十六年（1356年），元朝的局势更为残破混乱，恭愍王腰杆硬了起来，清洗了以奇辙(元惠宗皇后的弟弟)为首的亲元集团，出兵攻占元朝在咸境道的双城总管府，并杀死了元朝派去的使者，于该年六月“停‘至正’年号” ，与元朝公开决裂。占领双城后, 又将其势力向北推进到合兰府(今朝鲜咸兴) 、参散(今朝鲜北青)和伊板岭(即朝鲜摩天岭)一带。
　　这回，元惠宗动真格的了，派出镇守辽东的太尉纳哈出率军讨伐，岂料这位无敌智将木华黎的后裔竟是个草包，被高丽大将李成桂迎头阻击，打得大败而走。日后这位纳哈出坐拥二十万大军却不战降明，从这里便看出属于必然，而日后成为朝鲜李朝太祖的李成桂能够缔造五百年王朝，在这里也可看出原因。
　　
摆脱元朝控制，出兵开疆拓土，对内还能认命贤相辛盹实行改革，治理国政。恭愍王也算得一位雄主。虽然他确实如《霜花店》中一般是一位同性恋者，但如果能善始善终，未尝不能名垂朝鲜青史，凯撒大帝还是“所有女人的男人和所有男人的女人”呢，性取向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历史评价。
　　可惜恭愍王却在执政末期，听信谗言，流放处死了辛盹，使得改革功败垂成，更使得他一力打击的亲元“权门士族”势力重新抬头，终于在1374年被暗杀身亡。恭愍王之子，十岁的王禑被立为国王，是为前废王。
　　前废王年幼，实权掌握在李仁任手中，此人属于权门士族中人，自然对元朝很有感情。虽然此时元朝已经灭亡，但北元仍在蒙古故地存在，于是他一反恭愍王时期的亲明政策，实行两面外交，同北元频繁往来。
　　此时，元惠宗已经去世，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为北元昭宗，其人颇有雄心，力图恢复，以“宣光”为年号，在1372年的岭北大战中，重用名将扩阔帖木儿击败明朝名将徐达、蓝玉、李文忠。借着这个大胜，高丽重新倒向北元，不再用明朝“洪武”年号而改为“宣光”。前废王在位十四年中，高丽先后九次派遣使者至北元告丧、谢册命、贺节日、贺郊祀、贺改元等，北元也曾十次遣使至高丽，或册封，或诏告改元，或颁敕，或联合高丽进攻明朝。
　　翁婿之情竟然在中断十八年后恢复，恢复的如此紧密，而且是在老丈人已经式微的情况之下。不要说国与国，即使人与人之间，也可称难得。
　　
　　然而，岭北大捷已经是北元所能达到的最后的辉煌，随着昭宗和扩阔帖木儿的相继去世，北元日益衰微。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北元辽东太尉纳哈出降明，明朝为了巩固边防，在双城设置铁岭卫。没了北元为屏障，此时的高丽本应该再倒向明朝才是，可已经亲政的前废王仍不愿放弃向北扩张的方针，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以重臣崔莹为八道都统使、昌城府院君曹敏修为左军都统使、东北面都元帅李成桂为右军都统使, 率军西犯辽东。可这一回，不但军事能力出众，而且也很有政治头脑的李成桂不打算再为国王的利令智昏浪费麾下将士的性命，于是在阵前倒戈，率军回到开京，废黜前废王，立其子王昌为王，是为后废王，从此高丽王朝便名存实亡了。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后废王被李成桂废黜，高丽第二十代君主神宗七世孙王瑶被立为王，是为恭让王。这位傀儡三年后让位于李成桂，有着四百七十四年历史的高丽王朝至此灭亡，而有五百一十八年历史的李氏朝鲜王朝则浮出水面。
　　
　　有意思的是，当1388年李成桂发动兵变，实际结束高丽王朝之时，也是明朝大将蓝玉偷袭捕鱼儿海，导致北元朝廷分崩离析之日。从此以后稳定的北元朝廷不复存在，蒙古高原再次陷入群雄割据的乱世，以后的两百余年间，北元皇帝（可汗）们都只权臣们的傀儡。
　　
　　一对翁婿之国，悲惨的命运竟然在同时发生，这算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中的机缘呢？
　　

　 神风！神风？——元朝征日本之役
　　
　　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日本可算是最特殊的一个。要说一衣带水，友好邻邦，必少不得日本，证据自然是阿倍仲麻吕和鉴真大师。要说世代冤仇怨，山高海深，日本更是首当其冲，证据更是无可胜计，倭寇之乱、甲午风云直至十四年抗战，尸山血海。
　　而今天的中国人，开日本车，用日本电器，看日本电影，却也需要隔三差五拍抗战影视剧来鼓励一下民心士气。即使那个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世界政局的美国，对中国影响之深，也远不如日本。
　　
　　要说日本这个国家可算是东亚最有福气的，孤悬海外，自成体系，土地不大，资源不算丰富，但也足够养活自己的百姓。大陆强大时，它可以受惠，大陆衰乱时，它却不会受累。在近代，亚洲唯一一个能够自发改革成功，成为列强的，便是日本，除了它本身的民族特性，其优越的地缘环境也至关重要。
　　从日本建立国家，开始和大陆，主要是中国发生关系以来，双方的关系便极端微妙。一方面他们身处海岛，地震多发，总有一种忧患意识，希望能够在大陆夺得一块领土以备不虞；另一方面，在文化、制度等等方面又总是效仿于中国，甚至也自称“中华”。
　　古代日本对于中国的观感，恐怕和现在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观感类似——既羡慕其文明器物，又恨不得将之打残打烂。而相对的，古代中国虽然一贯在东亚属于“龙头大哥”，强盛的时候也免不了对周边的小国扩张吞并，但对日本很够意思，只要你不来惹我，我便不会难为你，即使你惹了我，我也不会过分计较——比如中日第一次战争——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海战，日本支援朝鲜半岛“前三国”的百济，和大唐海军在白江口（今锦江口）大战，被唐军打得差点全军覆没，日本当时掌权的大兄中皇子怕唐军趁势登陆日本，拼命修筑沿海城防，可大唐天可汗并没有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国一般见识的意思。日本从此知道自己和唐朝差的太远，从而几乎是疯狂的派遣“遣唐使”进行学习。
　　至于后来五代十国，大陆已经乱得不成样子，日本自己也内斗不断，交流便少了下来。到宋太祖建立了宋朝，两国关系又紧密起来，宋朝文弱，对待同一文化圈内的日本十分客气，再加上宋朝不排斥海外贸易，给日本带来很多好处。这时候的日本，对于中国大态度，已从唐时代的“敬畏”转为“亲近”。当靖康之变发生，北宋变成南宋时，日本也只和南宋交往，并不理睬雄踞北方的金朝。
　　
　　公元1192年，日本经过源平之战建立了镰仓幕府，征夷大将军和天皇共掌日本，成为双头政治。虽说是双头政治，但天皇对世俗基本上没什么权力，基本上成为神官，有点“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意思。这已经是很奇特了，而在第一代幕府将军源赖朝死后，将军家也很快失去权柄，实权落在源家老丈人北条家手中，称为“执权”。“双头”成为“三头”，天皇传承不休，将军传承不休，执权也传承不休，这样的格局，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存在。
　　镰仓幕府执权传到第七代北条政村之时，在大陆上，大元王朝诞生。忽必烈在接受了高丽王朝的归附之后，也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岛国。
　　从建国时代起，除了白江口之战后那次自作多情的备战之外，日本本土从没有受到过外界的强大压力。这一次，是真的来事了。

至元二年（1265年），高丽人赵彝等对忽必烈进言，说日本国可通，应该择可奉使者前去招降。这位赵彝出于什么心思不得而知，以笔者来看，这个进言很不厚道，你高丽臣服了也就是了，和何必要把日本拉进来呢？忽必烈听从其言，于至元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为国信正副使，带着国书出使日本。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日本“黄金产量极其丰富，不过君王从不让黄金任意输出。”因为黄金多，所以“该国皇帝的宫殿极其富丽堂皇，简真是一个奇景。这些宫殿的屋顶全是用金箔覆盖的，和我们用铁皮盖屋顶，更恰当地说，盖教堂一样。宫殿的天花板也同样是用黄金做成的，许多房间内都摆有很厚的纯金小桌，窗户也用黄金装饰，这个皇宫的豪华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不但盛产黄金，而且“这个岛上还盛产珍珠，是淡红色的，圆形，体积很大。它的价值与白珍珠相等，有的甚至还要高于白珍珠。”正是因为这些财富，所以才“引起忽必烈大汗的贪欲并想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
　　其实，马可•波罗这么理解忽必烈太小家子气了，且不说日本根本没那么夸张的财富，即使有，忽必烈现在可不是祖父成吉思汗刚崛起时的状态了，那时侯打仗，也就是为了财富。而作为蒙古帝国大汗兼大元王朝皇帝，忽必烈掌握的财富已经享用不尽，发动战争，目的早已是精神上的而非物质上的，也就是需要万国来朝的感觉。
　　黑的与殷弘到高丽后，高丽护送官建议海上风浪太大，还是由熟悉航海的高丽人前去传达旨意比较好。于是派起居舍人潘阜前往。至元三年（1267年）六月，潘阜来到日本，呈递高丽国书。
　　
　　这时候的日本，天皇、将军、执权对于大陆局势都是一知半解，弄不清楚高丽国书中所说的大元皇帝是怎么回事，于是将潘阜扣押了六个月，不做任何回复。
　　黑的等人等了好久，直到潘阜回来才知道日本如此无礼，可还是觉得可能是高丽人办事不利，没说清楚。于是又在至元四年九月，亲自带着使团和国书前往日本，在对马岛上岸，将国书呈交当地守护（相当于太守）少贰资急转交给日本镰仓幕府。
　　这封国书写得相当客气，书云：“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里面左一个“以通和好”，右一个“以相亲睦”，基本上都是好话，但在最后有一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有点威胁的意思——还是来朝贡吧，要不然打仗就不好了，你们可要好自为之啊。
　　日本人很讲究细节，前面的所有话都没有看进去，只对“以至用兵”一句极为看重，认为被威胁而屈服是很没面子的事，于是仍不予回复，派兵“恭送”黑的等一行回国。
　　黑的也是刀枪堆里滚出来的勇将，哪有这么容易便被驱逐出境？干脆带着手下护兵对对马岛进行袭击，抓了两个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回国给忽必烈交差。
　　虽然抓了两个人，可日本什么回话也没有，黑的仍然无法交差。至元六年，忽必烈再次派高丽使臣将抓获的两个日本人送回，并询问回信，日本方面仍是一言不回。
　　
　　要按忽必烈的脾气，日本的态度已经无法容忍了，可要兴兵问罪总要得到对方明确的回复才好，要是派兵去了，日本突然说愿意朝贡称臣，该怎么办？至元七年，忽必烈藩邸旧臣，时任高丽经略使的赵良弼自告奋勇前去日本宣谕。
　　赵良弼，字辅之，女真人，本姓术要甲，河北赵州（今赞皇）人，金朝进士出身。其人明敏多智略，深得忽必烈赏识，此时已经五十四岁了。忽必烈念他年迈，不想派他去，但赵良弼坚请再三，只好同意，但为了保护其安全，打算派三千士兵护送，赵良弼坚辞，只带书状官二十四人前往。
　　至元八年九月，赵良弼一行到达日本肥前金津岛（又称绝景岛），被当地守护送往镰仓幕府所在地太宰府以西的守护所。为了恫吓赵良弼，镰仓幕府派兵包围使团驻地，大声喧哗，兵刃交举，甚至焚毁周边民居。赵良弼一笑置之，坦然自若。
　　第二天，日军布置士兵占据周边山地，责问赵良弼前来的使命，并随意诘难，要求赵良弼交出国书，诡称：“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赵良弼坚持只有见到日本国王才能递交国书，言道：“隋文帝遣裴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后经再三威逼，才将国书抄录一个副本交出。
　　忽必烈已经给足了日本面子，这封国书仍然客气，书云“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埸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慰抚，俾赍牒以还，遂复寂无所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甚至还为日本迟迟不予回复自编个理由，但在结尾仍然发出了“以至用兵”的威胁。
　　此时，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政村已经因为前封国书中那句“以至用兵”吓得退位，让位给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北条时宗只有十八岁，血气方刚，仍然对“以至用兵”一句耿耿于怀，这一次，镰仓幕府终于做出了派使臣回访，拒绝称臣修好的决定。
　　日本派出二十六人的使团回访元朝，忽必烈听从姚枢、许衡等人谏言，认为“此辈探听我方虚实，不宜听其入见”，也让日本使臣吃了个闭门羹，但派兵攻打日本的决策已经定下了。
　　
　　赵良弼被日本扣押了近两年，直到至元十年五月才被放归，相对于出使南宋的郝经算是幸运的很多。在日本期间，他详细记载了日本群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等，回国后献给忽必烈。忽必烈对他在日本不卑不亢的表现十分满意，称赞其“卿可谓不辱君命矣”。可是，当忽必烈向他问起对日用兵意见时，赵良弼答道：“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反对出兵日本。
　　赵良弼的话中肯有理，但他也和马可•波罗犯了一样的错，认为出兵日本是要获得财富人口，其实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堂堂大元的脸面已经被日本弄得扫地无余，哪怕打下日本得到的只是荒漠，忽必烈也绝不会停止征讨日本的步伐的。
　　

至元十一年（1274年），战争大幕正式拉开。忽必烈在高丽建立征东行省，征发高丽船工、民夫三万五千人，建造了九百艘大战舰。当年十月，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荼丘、刘复亨为左右元帅，率领大军四万，从高丽的合浦出发，浩浩荡荡远征日本。
　　这四万大军统帅是蒙古人忻都，而副守洪荼丘是高丽人，刘复亨是汉人，所以士兵基本组成也就蒙古兵很少，大部分为高丽军和汉军。四万人不算多，但此时正是攻打南宋的既要关头，抽调这些部队，已经很不容易了。忽必烈其实并不指望这支远征军可以拿下日本，只要能打下一块基地，为日后彻底征服日本留下前哨站，便是成功。
　　
　　是年十月四日，元军在对马岛登陆，占领该岛后，又进而攻占壹岐岛，先后消灭了两支日军小部队。二十日，元军主力在九州的博多登陆，镰仓幕府召集了九州各地守护的十万多人马前来应战。双方战意已决，不用废话，立即在百海原地区展开厮杀。
　　日军从白江口海战后，一直都是内讧而没有和外敌交过手，装备战术仍停留在六百年前，但因为内讧不休，武士们无不悍不畏死，再加上人多势众，一开战，便疯狂的向元军阵地发起无秩序冲锋。
　　如果此时元军方面是蒙古骑兵为主，这种战法正好针尖对麦芒，蒙古骑兵的战术一般是“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迂回包抄，短促突击。可是此时主力部队是汉军和高丽军步兵，习惯于排阵迎敌。面对日军冲锋，元军在方阵中施放“震天雷”轰击日军，并用发射毒箭。从没有见过火药武器的日本武士纷纷倒毙在火光之中，避开“震天雷”的，又被毒箭射中，顿时伤口溃烂，从而损失十分惨重。
　　双方的武器虽然相差较远，但还不至于如机枪对大刀般的一边倒。日军的顽强勇悍，最终弥补了武器装备上的差距。通过奋勇突击，终于冲过了元军火力范围，进行短兵相接。日本刀是“世界三大名刃”之一，锋利无比。日本武士又都是职业化战士，武艺超群。日后明朝倭乱，一名日本浪人可以“单刀入阵”，明军“五兵莫御”，名将戚继光不得不发明“鸳鸯阵”，十二个打一个，才遏制住倭寇。此时元军中，骁勇的蒙古军只是少数，汉军、高丽军哪里是日军对手，顿时出现混乱。以至于连副统帅刘复亨都中箭受了重伤。
　　元军士气大衰，攻势散乱，也已经损失惨重的日军趁机撤退重新布阵。元军害怕遭到夜袭，不敢在陆地上扎营，退回船上进行休整。
　　一天的战斗，双方各有损失，双方都没有克敌制胜的妙招。但元军跨海远征，后援不济，而日军则可以从本州、四国诸岛源源不断地开来，陷入消耗将对元军极为不利。可只要应对得法，在已经占领的对马、壹岐站住脚等待后援，战事还是大有可为。岂料，就在当天夜间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台风，元军船只被倾覆二百余艘，落水淹死者不可胜数。
　　第二天，当日军又来交战时，发现海面上已经空无一船，只有随波漂流的尸体和碎木，待到抓到了幸存的元军的俘虏后才知道元军遭受台风死伤过半，其余已经撤退回国了。日本大喜若狂，举行盛大的庆功仪式，因为这一年是日本年号的文永十一年，所以被日本人称为“文永之役”。
　　日本欢喜鼓舞，而元军这边却是凄惶无比，在遭受台风打击后好不容易撤回本土，只剩下一万三千五百人。
　　
　　忽必烈从带兵以来，无论是亲自指挥还是坐镇遥制，从没有遭受如此惨败。不过，此次大败是败于天，非战之过，他也就不好处罚忻都等人，而是积极准备再次征讨日本。
　　仗是要打的，但那场台风给元朝君臣留下的阴影也颇大，赵良弼那句“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总是在忽必烈耳边回响。未了能减少伤亡，忽必烈还是先后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和至元十六年（1279年）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和周福、栾忠等出使日本，希望“文服”。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根本不予回复，将杜世忠等人全部杀害。
　　
　　

文服无望，忽必烈不惜血本调集兵马钱粮准备二伐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年），已经灭亡南宋，水军、物资都更为充足的忽必烈正式下诏东征。此次东征声势比第一次浩大得多，共两路大军十四万人马，北路军由忻都、洪荼丘率领四万作战部队，战船九百艘，从高丽金州合浦出发；南路军由阿剌罕、范文虎、张禧率领十万江南军，战船三千五百艘，携带农具和稻种从扬子江口出发。两军约定于六月中旬在壹岐汇合，作战部队主管作战，屯田部队则负责在被占领区屯田，做长久打算。
　　灭宋战争，元军动用部队二十万，此次攻打日本，竟达十四万之多，忽必烈对于日本的重视已经仅次于南宋了。
　　
　　当南路军出发前，主帅阿剌罕病倒无法成行，由阿塔海代领其军。这个小变故看似没什么关系，但却直接关系到此次远征的成败。范文虎是忽必烈钦点的副帅，阿剌罕的离职，使他成为实际上的主帅。而范文虎其人懦弱无能，贪生怕死，根本不是做主帅的材料。六月初，东路军绕过对马和壹岐，侵入博多湾，攻克了志贺岛。但因为镰仓幕府已经在在博多湾附近建起了牢固的石堤，元军战舰竟找不到一处可以登陆的地点，只好停泊在海面。
　　　　以后一个月里，元军多次强行登陆失败，日军也多次进行偷袭，双方各有损伤，战况胶着之下，元军退到肥前的鹰岛，等待南路军赶来会合。
　　　　七月初，南路军终于到达，两军汇合。元军将领们正商议大举进攻，然而就在即将发起总攻的八月一日夜间，剧烈的台风再次来临，元军舰船大都捆绑在一起，面对如山巨浪，相互震撼撞击，纷纷沉没，数万将士还没有和日军交上手便葬身鱼腹。只有张禧所部事先筑垒平户岛，隔五十步停泊战舰，这才避免了风涛袭击。
　　一场像样的仗没有打，便损失如此之巨，再加上对台风的恐惧，元军统帅们都已斗志全消，只想逃走。只有张禧没有气馁，劝道：“士卒溺死者半，其脱死者，皆壮士也。曷不趁其无回顾心，因粮于敌，以进战。”但范文虎等人却说：“还朝问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完全不予采纳。
　　八月五日，范文虎等人丢下部队，乘船逃走。张禧无奈之下，只得尽量挽救士兵，平湖岛屯兵四千人没有船只，张禧叹道：“我安忍弃之！”将船上七十匹战马丢掉，将士兵装回。
　　饶是如此，近十万士兵仍是被扔在日本，群龙无首，在日军的攻打下很快溃灭。元军士兵大部被屠杀，少数江南士兵被俘虏后成为奴隶。
　　这一年是日本弘安四年，因此此战史称“弘安之役”。
　　
　　如果第一次征日，是败于天灾，这一次可就是天灾加人祸了。即使遭遇台风，剩下的近十万元军背海一战哪里就至于全军覆没？忽必烈用人不当，选择范文虎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领兵，就算没有台风，又岂能是上下一心，勇敢善战的日军的对手呢？
　　连续两次大败，损失十余万大军，而日本却连皮毛都没有伤到。这个时候的忽必烈恐怕已经气得七窍生烟了吧。他自然极不甘心，至元二十年（1283年），命阿塔海为日本省丞相，与彻里帖木儿右丞、刘二拔都儿左丞募兵造舟，准备三征日本。御史中丞崔彧、淮西宣慰使昂吉儿上疏言劳民太甚，请求暂缓，再加上江南出现动乱，第三次征日遂作罢。
　　日后，与安南的战争又开始激烈，忽必烈不得不下诏：“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终于彻底停止。到了元成宗继位，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儿请求再次用兵日本，安于守成的元成宗认为“今非其时”，没有听从。
　　战争是没有了，但有元一代，两国之间一直没有出现官方交往，“中日邦交”一直到明朝建立方才恢复。
　　
　　两次征讨日本虽然归于失败，但忽必烈此举对历史的影响却既深且远。
　　其一，百年倭乱。
　　因为战争，两国的官方往来断绝，元朝虽然大力鼓励海外贸易，但就是不许和日本做生意。而日本的金属等物资非常依赖大陆，从此走私贸易频繁起来。而既然走私是被元朝严禁的，日本走私商们为了避免被逮捕，便招募大量武装护从。商人一旦有了武装，便不再安心于辛辛苦苦贸易致富，而是经常地搞些抢劫之类的没本钱买卖，一些日本的大名（诸侯）也派遣私家船队参与，“倭寇”从此产生。从元朝中期到明朝中期，倭寇肆虐于中国沿海。直到明朝嘉靖末期，随着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本国内局势逐渐稳定，倭寇才逐渐销声匿迹。
　　其二，日本不再安分守己。
　　从白江口海战之后，日本知道自身实力不行，便十分老实，没有什么对外扩张的野心。“文永”、“弘安”之役后，因为两场台风总是那么恰到好处的来临，从此便认定这是“神风”，日本有天神庇佑，永远不会沦亡，开始自高自大，乃至于在明治维新之后产生疯狂的对外扩张思想，最终差点把日本送进万劫不复。
　　其三，镰仓幕府的倒台。
　　虽然自卫反击战胜利了，但为了打仗和修筑防御工事，镰仓幕府几乎把府库都掏空了，各地诸侯为了抵抗元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还需要幕府赏赐。于是，镰仓幕府只好放任诸侯们大量侵占公地。这样一来，原本牢固的幕府经济体系之外出现了大量不为幕府管辖的土地和庄园，诸侯们对于幕府的经济依附减弱，幕府想要控制全国已经越来越困难。经济上出了问题，很快政治结构上也出了问题，众多武士因为战争而破产，而很多“百姓名主”，也就是占有很多田产的地主倒有相当数量因为发战争财而成为武士。这些人不但经济上和幕府没有联系，在人身上也和幕府没有主从关系，成为凭空而来的“第三势力”。他们有钱有武装，又不服幕府管束，日本的大乱便难以遏制。终于，在两次战役结束五十二年后，镰仓幕府灭亡。
　　
　　

对于元朝我并非感兴趣，更喜欢五代十国和唐史这类的

说起元朝与日本的战争，人们总该津津乐道“神风”，也都和日本人一样喜欢将之归结于天意。其实，要不是当时的日本武士为了保家卫国浴血奋战，台风恐怕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如果日军和宋军一般一触即溃，在“文永之役”时，恐怕就要被元军长驱直入了，那时候“神风”即使再厉害，又能帮得了日本什么呢？
　　忽必烈时期元朝进行的另一次跨海远征更能说明问题，那便是征爪哇之战。爪哇国是南海强国，此时是杜马班王朝统治时期。原本与元朝关系很好，在第二次征讨日本的至元十八年，爪哇王还派使者进献金佛塔。可是，忽必烈对于属国一般要求国王亲自朝见并派继承人为人质，这样的要求终为爪哇所不能接受。至元二十六年，元朝使臣孟琪在出使爪哇时再次提出朝见、人质等要求，因态度倨傲，爪哇王葛达那加剌将他黥面放回。
　　黥面对个人来说是极为侮辱的刑罚，加刑于使臣，则是对国家的侮辱。忽必烈大怒，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任命史弼为统帅，亦黑迷失、高兴为副帅，率兵二万，战船千艘进攻爪哇。
　　元军到达的很不是时候，此时原本被爪哇降服的葛郎国（谏义里）王室后裔哈只葛当起兵攻陷爪哇首都杜马班，杀葛达那加剌。葛达那加剌的女婿土罕必闍耶正在积聚力量准备反攻。听闻元军到来，土罕必闍耶向元军投降，并要求元军帮助自己攻打葛郎军队。史弼轻信其言，率军进攻哈只葛当，葛郎军遂大败，哈只葛当投降。
　　然而，土罕必闍耶并不甘心做元军傀儡，在谎称回城取正式降表脱身后，立即召集旧部夹攻元军。元军损失惨重，边打边退，以损失三千人为代价才登船撤走。元军虽然带回价值五十余万锭的珠宝香料作为战利品，但仍是得不偿失。
　　爪哇比之日本更为弱小落后，其地“千岛万岛南海南，谓远无虞险可守” 并未如日本一般有过战争准备，更没有“神风”相助，但仍然击败了元军，土罕必闍耶一战而奠定霸业，后来建立了统治伊里安岛、马来半岛达一百八十多年的麻喏巴歇王朝。
　　
　　在那个蒙古铁蹄席卷一切的年代，一些小国实在要比某些大国更有血性，更值得后代为之骄傲，如高丽，如日本，如爪哇，还有下一篇的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