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 作者：班布尔汗

引子

　　中国是喜欢“大”的，“大”字之后跟着的总是吉祥、体面，生了儿子，要说得了“大胖小子”；结婚了，要说“大喜”；家里人丁兴旺，便是“大户”；当了官，便是“大人”；统治者丰功伟绩，称为“大帝”……，虽也有“大难”、“大祸”之类不吉利的说法，但相对于褒义词，还是要少得多。
　　历朝历代的国号尤其如此，都要在前面加个“大”以示威严雄壮：大汉、大唐、大明、大清等等，且不说确实算得上大的汉唐，即使偏安一隅或割据一地的政权，也要在国号上加个“大”字。如前段时间火爆的《大宋提刑官》，宋慈其实是南宋人，那时的宋丢了半壁江山，连首都都不叫“京师”而叫“行在所”，皇帝除了孝宗有恢复之志，其余都萎靡不振，气概上也小的很，委实算不得“大”， 可要是实事求是的说“小宋”，就毫无气势，不要说当时的宋人绝不会自认为“小”，恐怕片子也火不起来了。
　　
　　相对而言，灭亡南宋的元倒是真的很大，这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从其前身蒙古帝国开始便处处要体现其“大”。成吉思汗的汗号虽有多种解释，但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如海洋一般广大的汗”。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到蒙哥汗，祖孙四代马不歇鞍东征西讨，灭国无数，为的就是要实现一句豪言——“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直到1259年，蒙哥汗在攻打南宋时，暴死于重庆钓鱼城，蒙古的征服巨浪才开始退潮，蒙古帝国也随之崩溃。
　　忽必烈在打败弟弟阿里不哥后，正式成为帝国的第五任大汗。但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蒙古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分为了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和忽必烈所统治的蒙古本部、中原汉地、云南及西藏五大部分，忽必烈将自己能够掌控的领地重新整合，建立了大元王朝。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嫡亲孙子，大元朝脱胎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等四个大汗也被忽必烈追封了皇帝庙号，但若将元朝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开始算起则不符合实际。就如拜占庭帝国可算是罗马帝国的延续，但说起拜占庭帝国史无论如何也不能从罗马建城算起。何况从制度上、文化上罗马与拜占庭已经大不相同。元与蒙古也是如此，随着灭亡南宋，元王朝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内敛型王朝，与蒙古帝国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外侵型帝国已是霄壤之别。
　　以笔者观点，元王朝的历史应从1260年中统建元开始算起到1368年元惠宗放弃大都北遁为结束，共享祚108年。
　　
　　虽然不能等同而论，但作为蒙古帝国遗产最大的继承者，元王朝也很讲究对“大”的追求。其国号 “元”意思便是“大”，史书曰：“昔之为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以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这么一看元朝的国号翻译成白话文可称为“大极大”，再加上首都也名为“大都”，可说把“大”推到极致。
　　且不说元朝直接统治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可说“舆图之广，历古所无”，而极盛时期，伊朗高原的伊儿汗国，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东亚的缅甸、安南、占城、暹罗、罗斛、高丽、爪哇及南海诸国甚至印度的马八儿、俱蓝等国均是元的臣属，再加上伊儿汗国有亚美尼亚、安条克等属国，金帐汗国有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等属国，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土地向元朝人敞开着大门，元朝皇帝敕旨所到之处，都会得到或真心或假意的尊敬，这样“天下共主”的威势，可说空前绝后。散曲大家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唱诵：“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马致远一生仕途不顺，最大不过任工部主事，晚年归隐林泉，自称“闲身跳出红尘外”，哀叹“空岩外，老了栋梁材”，算不得“既得利益阶层”，这样带有自豪感的咏唱，应是发自肺腑。
　　
　　元朝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各样的文化都包容囊括，胸襟也很广大，皇帝宣 称各种宗教是自己的五个手指，长短虽异，却都不可废，提倡信仰自由。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汉传佛教，西藏的藏传佛教，欧洲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和天主教），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都受保护，甚至连术忽教（犹太教）、摩尼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也有一席之地。皇帝的宫廷中，各种信仰、各种民族的官员齐聚一堂；社会上，各种文化相互交流，无所滞碍。这样的开放，中国历史上只有唐和民国方可比肩，而唐朝时，萨珊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后起的阿拉伯帝国都称雄一时，大唐天可汗只能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无法独领风骚；民国时虽然开放，却始终为内忧外患所困扰，国际地位偏低。如元朝这般以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强者地位掌控文化交流，二者均难以相比。
　　这种交流对于中国影响甚剧，直到现在仍然看得到。以现在来说，因为收藏热，在艺术品方面人们感受最深，收藏家马未都在谈到青花瓷时便提到：“元代文化是波斯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结合，青花是波斯文化，蓝色调是伊斯兰的主色调之一。在古代，蓝和绿是一个色，是主色调。在元之前，中国没有青花。波斯带来了这种蓝色的纹样，可以画在瓷器上。……青花瓷前面，无论中国陶瓷怎么更迭，都是各领风骚，可是青花瓷的突然出现，马上成了主流，七百年来没人撼动它的地位。从元以后，明清两代，民窑、官窑占第一位的，都是青花瓷。晚清的时候，粉彩挑战过它的地位，最后也是败给了它。”还有景泰蓝，“元代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工艺品，还有就是景泰蓝。它是以蓝色基调为主的，元代始创，跟景泰（明代年号）没关系。……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景泰蓝是明朝景泰年间发明的，后来发现元朝就有很多景泰蓝，到了景泰年间，在元代器物上刻了“景泰年制”。其实景泰蓝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就是掐丝珐琅工艺，是中东阿拉伯人传来。明初《格古要论》中称其是从“大食”传来的工艺。大食，就是阿拉伯地区的古称。聪明的中国人学会了这门手艺，再把中国纹饰套进去，发扬光大，变成中国独有的宫廷文化”。
　　当然，元朝留下的文化交流的遗产，并非近视让人陶冶情操的艺术品，天文、历算、数学、医学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受惠于文化上的交流。
　　在天文学上，元政府主持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主持“回回司天监”，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仪器，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郭守敬则吸收其中精华改进和制造了简仪、仰仪、圭表、候极仪、浑天象、立运仪、景符、窥几等仪器，并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而这部历法的编成，则得益于在全国各地设置的27个天文观测站。
　　同时，《授时历》的编成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这比欧洲领先三百年。
　　在医学上，出现（金）元四大学派，综合了中医和阿拉伯医学的《回回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医药学典籍，共有36卷，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药方例如芳香挥发药、滴鼻剂、露酒剂、油剂，糖浆剂等并非传自于扁鹊、华佗，倒是来自于阿拉伯医学带来的“海药”。
　　
　　古代的文化交流往往都要因为战争才得以实现，元朝尤其如此，这必然会对文明本身造成极大伤害。蒙金战争、蒙宋战争以及最后的元宋战争都相当的残酷，使得中国尤其是北方受创极深，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结果难以抵消这种损失。可元朝建立后因为社会环境宽松，统治者对于文化几乎没有横暴的干涉，使得中国本土文明迅速恢复，总体上得到了进步而并非倒退。
　　钱穆先生就指出元朝“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于是也就产生了陈垣先生所说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的感慨，黄东发、王厚斋、胡三省、马端临、吴澄、刘因、许谦、郑玉、蒙卿、柳贯、虞集等等学人，群星璀璨；
　　文学上，中国文学所称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前三者均产生于立国三百年左右的朝代，而元曲却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取得并称的地位，产生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大家。诗歌界产生四千多个诗人，存诗十三万余首，而殊为难得的是水平并未低于唐宋，更有萨都剌、贯云石、于阙、迺贤等色目诗人横空出世；
　　于农学，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
　　于科学技术，印刷术从毕昇的泥活字进步为金属活字。火炮技术上出现金属火铳，元末战争中，无论元军与义军交战还是义军自己战斗，火铳的使用都是海量，最典型的战例便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造船术和航海术的进步产生了汪大渊这样远航非洲的航海家，明朝初年的郑和大航海所依仗的很多便是元朝发展而出的航海技术。黄道婆更是因为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而名垂千古。
　　
　　《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似乎处处体现“大”的大元王朝，只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却也是倒在了“大”上。
　　“大”自然可以说宽、博、雄、壮，但另一面也是粗、陋、散、纵。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不能确立国家根本治国理念，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天下马上治之”，必然容易松动。
　　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历任皇帝还“唯知轻典之为尚”，元末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便认为“其失在于纵驰”。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但对官员也是如此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朝廷欲要宽以待民，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没有主体意识形态，本身是异族入主，而又用法宽纵，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元朝人分四等，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相对的，因为统治宽松，社会经济发达，等级制度在很多时候并不能保证处在第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处于强势，终元一代，蒙古人、色目人普通百姓因穷困而沦落为汉人、南人奴隶者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异民族政权，本民族百姓必然会因为这些情况而减弱对朝廷的向心力。
　　蒙古人粗犷豪爽，快意恩仇。这样的性格作为个人可算是优点，但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就必然会缺少缜密的思虑和精明的算计，元朝历十一帝，几乎每次皇位更迭都要有残酷的杀戮甚至大规模的战争。权谋家设计于密室，发难于朝堂，一二人便可定大位的情况比较少见，动不动就明刀明枪的对垒。皇族、贵族、重臣之间的内耗往往导致举国不宁，国家大丧元气。而这样明目张胆的夺权斗争也必然使得皇室威望在民间下降。
　　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成宗之后，对外战争基本停止，三件大事便只剩下狩猎和宴会了。朝廷由上至下，一片享乐之风，各种游戏种类繁多，如围猎、打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双陆、象棋、围棋、撇兰、投壶、顶针、续麻、拆白、道字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到了“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的地步。国家根本大事尚未安定，这样消弭志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可以想见。到末代皇帝元惠宗时，宫中盛行“大喜乐”的超级荒淫游戏，面对“红巾万千”而束手无策，可说早有前因。
　　当然，冥冥之中的“天意”也不可忽视。元、明时代是中国天灾极为频繁的阶段，各种天灾频仍。虽然“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但皇位争夺的残酷，皇帝们在位时间的短暂，这样的仁政必定大打折扣。到末帝惠宗时更是几乎年年有灾，尤其黄河决口，数省成为泽国，在加上人祸的推波助澜，终于使得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
　　
　　因“大”而兴也因“大”而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无论如何，元王朝作为一个绚丽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绝非黑暗、停滞所能囊括，其功业和失误都值得人们思索。中国历史走向在元朝有着决定性变化，之后的明、清可说都在元朝身上找到自己的立国之本、治国之术。只可惜他们在吸取教训的同时并未发扬元朝的优点，明朝制度严明，崇尚集权，吸收了元朝的教训，可除了成祖朱棣之外，所有的皇帝都趋于保守，失去了海纳百川的胸怀。清承明制，在集权上更进一步，而且也乐衷与开疆扩土，将明朝放弃的元朝所能管辖的领土收归囊中。但在文化上比明朝更为保守，成了“关起门来的天朝”，社会活力大衰。
　　当大都城最终被北京城所替代，中古中国的辉煌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没落，而曾经恐惧“黄祸来袭”的欧洲却因为受蒙古西征残破伊斯兰世界之惠开始了自己的腾飞，当他们也如蒙古崛起时一样用炮船代替战马冲出欧洲时，世界格局便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志重新洗牌。
　　
　　即使到了今日，元朝的遗产似乎还在若隐若现的影响着我们。
　　

　峨冠袍带聚漠北——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
　　
　　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龙兴之地”，这并不是仅指其起源于此，更因为这里是一个王朝走向辉煌所需种种要素的孕育之地。其领导者要在这里锻炼、成熟，去具备作为一个王者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而辅佐他成就功业的文臣武将也要在这里聚集，组成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智囊团和人才库。
　　蒙古帝国的龙兴之地无疑是斡难河，也就是今天蒙古国温都尔汗市东北石勒河的支流，现在的名字叫鄂嫩河。这里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也是初步崛起时的大本营。在走出蒙古高原杀向世界之前，成吉思汗就是在这里聚集了众多猛将谋士，蒙古人、回回人、契丹人、畏兀儿人中的精英簇拥着一代天骄一步步将籍籍无名的小游牧部落经营成震撼世界的铁蹄洪流。
　　但对于大元王朝来说，其“龙兴之地”却是在今天内蒙古的正蓝旗境内一个有着美丽名字的地方——“金莲川”。
　　
　　金莲川地处正蓝旗闪电河（也称滦河）沿岸，原名为曷里浒东川，其地“龙冈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都东北不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曰察必鹘者，盖产于此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然水泉浅，大冰负土，夏冷而冬冽，东北方极高寒处也”。 是绝佳的避暑胜地，辽代时便是皇帝和达官贵族们的游猎避暑的所在。到金代，金世宗完颜雍选择夏宫时，来到此处，看到茂盛的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中，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 故将“曷里浒东川”更名为金莲川，在这里修建了凉陉离宫。
　　北方的游牧民族都不喜炎热，即使占据了富庶的中原，要在故乡草原找一处避暑之地，契丹人如此，女真人如此，蒙古人也是如此。这金莲川后来便在忽必烈时代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名为“开平”，元朝建立后，成为两都之一的夏都——“上都”。当然，忽必烈刚来到金莲川时，是要经这里经营成为自己的根本之地，而并非仅是避暑的别墅。
　　
　　1251年，也就是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汗登基第一年，36岁的忽必烈被任命主管漠南汉地，驻帐于金莲川。这可算是拖雷一系在成吉思汗去世后长时间被压制之后的扬眉吐气。
　　蒙古帝国第二代人物中，拖雷可算是最为杰出的。成吉思汗时代便随着父亲南征北战，西征之时，三个月内便攻占呼罗珊全境。窝阔台主政时期，更是以四万铁骑进行战略大迂回，借道宋境在钧州三峰山与金军主力决战，一举全歼金军十五万之众，使得“金之精锐尽于此矣” 。不但能力非凡，而且拖雷因为成吉思汗嫡子中的幼子，有着蒙古传统的“守灶”之权，是为“灶主”，可以继承父母最大的遗产，所以在帝国第二代中，实力最为雄厚，即使可汗窝阔台都深为忌惮。在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继位之前，更是执掌帝国中枢，做了三年“监国”（这个幼子守灶的传统可说相当重要，日后会给帝国以及后来的大元王朝带来无数变故）。
　　可也是因为能力超群而又实力雄厚，就必然成为秀于林的木而被“摧之”，在三峰山取得大胜之后的回师途中，拖雷蹊跷的染病去世。各种史书均记载，是因为窝阔台汗患病，需要有至亲之人饮下“巫水”代替窝阔台汗升天，于是拖雷“当仁不让的”做出了牺牲。自然，不论是中国的《元史》，伊朗的《史集》还是蒙古的《蒙古秘史》都把这次事件说成是兄弟友爱的表现。可实际情况如何，却并非那么简单，后世学者有推测是窝阔台汗借机在巫水中下毒，除掉这个对自己汗位威胁最大的兄弟，可说相当有道理。
　　道理在哪里呢？那便是拖雷死后，窝阔台汗屡次侵夺拆分其遗孀嗦鲁和帖尼掌管的拖雷部众和军队，先是将拖雷系的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拨给自己的次子阔端。后来更是想强迫嗦鲁帖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以便名正言顺的将拖雷系所有财产军队划归自己家族管辖。对代替自己死去的兄弟的遗孀如此催逼，可想而知当年的“友爱”含金量有多少了。
　　
　　蒙古帝国的崛起靠的是男人们的刚强，但在这刚强背后，总有着女性的温柔和智慧在起着作用。成吉思汗就得惠于自己的母亲可额伦夫人和自己的妻子勃儿帖，拖雷一系可以出现两位蒙古大汗和伊儿汗，也是因为嗦鲁帖的智慧与坚韧。面对这窝阔台汗的步步紧逼，嗦鲁和帖尼首先顾全大局，主动割让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以换取家族的安宁。而当窝阔台汗动了彻底吞并拖雷遗产的念头后，则绵里藏针的回复说希望能够抚养拖雷的孩子们到成年之后，委婉的予以拒绝。
　　拖雷去世时，忽必烈只有十八岁，虽然已经成年，但一下子没有了父亲的庇护，自己家族又不为新可汗所容，境况自然相当窘迫。人们总是认为贫寒之家在丧失男主人之后会出现“含辛茹苦”的情况，实际上，富贵之家，尤其是王朝的贵族因为所面对的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危险，更加要如履薄冰。嗦鲁和帖尼一面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周旋，一面教育抚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几个孩子。虽然钟鸣鼎食，其苦状也可想而知。
　　直到窝阔台汗去世，窝阔台家族爆发汗位继承之争，嗦鲁和帖尼趁机支持贵由继承汗位，才算扭转了家族的危机。贵由才能有限，纵情酒色，在位时间又短，对拖雷系已经没有了什么威胁。到他去世时，汗位传承又出现了问题，嗦鲁和帖尼趁机联络金帐汗国可汗拔都，同时依靠自己小心保存下来的拖雷系军队，一举掌控了帝国中央权力，让自己的长子蒙哥成为了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蒙哥继位的库里台大会上，几个弟弟包括忽必烈在内负责维持秩序，监视宗王和将领。待到仪式结束，大局抵定，就将几位弟弟都安排到要害地区，掌管实权。忽必烈是弟弟们中最年长和最有能力的，被委派掌管漠南汉地。
　　
　　
       
可能是母亲嗦鲁和帖尼的教育不分主次，对所有的儿子都寄予厚望，使得无论哪个儿子都思“大有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甘于人下的。忽必烈尤其如此，还在蛰伏期，便很不安分，所谓“始居潜邸，召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幅奏，争进所闻”，在他身边“论定大业，厥有成宪”，从而聚集了一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 ，形成了日后“金莲川幕府”的雏形。
　　
　　忽必烈身边，最为重要的三个幕僚，对日后“行汉法”，以及大元王朝的开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是河东交城人张德辉，字耀卿，号颐斋，原在金朝在御史台衙门供职。金亡后，投到蒙古大将史天泽幕下，1247年成为了忽必烈身边幕僚。
　　其二是河北邢州人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年轻时曾隐居为僧，又名子聪。1242年随禅宗宗师海云法师北上到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论道，从此便留在忽必烈身边。
　　其三是河南许州人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早年在杨惟中幕下，后被引荐给窝阔台汗。 1241年任燕京行台郎中，但因与主管官员意见不合，弃官而走，隐居于辉州苏门（在今河南辉县北）。1250年，在忽必烈四处寻访人才之时复出，投在忽必烈门下。
　　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三人在忽必烈身边，不知有多少建言献策，但最重要的往往就一句话，决定了忽必烈日后的政治走向。
　　张德辉在面对忽必烈所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时，慨然答道：“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分之一，不过阅薄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这番话，可说是解除了忽必烈对于行汉法的疑虑。试想，金朝汉化很深，结果在蒙古的进攻之下几乎无还手之力，不把其灭亡和儒家学说分开，怎么会让忽必烈相信儒家可以帮助治国呢？
　　刘秉忠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这话千百年来一直为劝谏开国皇帝最简单也是最实在的话，对于武功极盛而文治极不足的蒙古帝国来说，更是至理名言。
　　姚枢则简明扼要的列出了自己“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录为八目:日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远佞” ，更提出救治时弊的具体主张：立省部,庶政出于一途;举贤任能,慎重选拔,裁汰冗员；废除世袭,颂行奉禄;打击贪脏,广开公道;定法律,审刑狱,生杀大权归于朝廷；设监司,明黜陟,分辩善恶;定征敛,简驿传,减轻地方州县之负担；建学校,重儒学,培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搞好社会风俗；重农桑,轻赋税, 省徭役,禁游惰,减轻民众负但；奖励耕织,抚恤鳏寡;推行屯田,以实边防；通漕运,广储蓄,以备饥荒；立平准,管物价等等。
　　张德辉、姚枢、刘秉忠已经是在将忽必烈看作日后一个开国帝王来培养，而忽必烈也把他们当作自己日后的宰辅来使用。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好笑，当时的情况来看，忽必烈完全说不上必然会有日后那么光明的前途。但在众多蒙古的贵族中，他是唯一一个对于汉法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借之成就事业的皇族子弟。即使明知道忽必烈恐怕难以在日后的博弈中胜出，张德辉等人也必须一试。
　　有人把他们说成是“汉奸”，似乎不该为异族出谋划策。但是，儒化很深的金朝、西夏已经灭亡，那个一直苟延残喘的南宋虽然可称是“中华正统”，却是扶不上台面，灭亡只是迟早问题。这些儒生要想延续中华文化的命脉，还能依靠谁呢？
　　到蒙哥称汗，忽必烈出镇漠南汉地，当初那些还看似缥缈的希望一下子清晰了起来。无论是忽必烈本人还是身边的谋臣们，都开始加大积蓄力量的力度。尤其是对于人才的储备，更是四方延揽，不遗余力。很快，在藩邸旧臣的基础上，大批汉人文士聚集在了金莲川。
　　被忽必烈招入金莲川幕府的人士，可以考证的有六十余人。除了先前所说的刘秉忠、张德辉、姚枢外，又有赵璧、王鹗、张文谦、窦默、许国桢、郝经、许衡、商挺、刘肃、宋子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辉、张易、马亨、赵良弼、赵炳、张惠、李冶、杨焕等等。再加上一直充任忽必烈王府宿卫的廉希宪、董文用、董文忠、贺仁杰、阿里海牙、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谒只里、昔班、阔阔等，形成了文武兼备的人才库。其中，姚枢、刘秉忠、张德辉、张文谦不但学识广博，而且足智多谋，是忽必烈的智囊；廉希宪、阿里海牙有勇有谋，是绝阵战场的将才；赵璧、郝经、马亨善于理财，帮助忽必烈掌管钱袋子；王鹗、徐世隆文采飞扬，作文倚马可待，是忽必烈倚重的笔杆子。有他们在身边，忽必烈想不成就一番大事业也是很困难的。这些人日后在大元朝廷中“布列台阁，分任岳牧” ，成为蒙古帝国向大元王朝过渡时期的主要政治班底。
　　依靠这些人才，忽必烈开始着手治理久被战祸所荼毒的中原地区，派杨惟中、高挺、史天泽、廉希宪分别管理邢州、河南、陕西等地，“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金莲川相地形、建城郭，营造自己的固定大本营。刘秉忠选址于滦水之阳、龙岗之阳，认为两者合为重阳，是为最吉祥之地。这座城市便是日后的开平 ——上都城。当然，在这里筑城，并非仅是为吉祥，更是因为此处北连朔漠，难控江淮，是经营天下的根本所在。
　　
　　这时候的忽必烈，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人才、民心、物资、根据地的种种准备，尤其在意识形态上，更是确定了以汉法治汉地的方针。所缺的，恐怕就是作为自己哥哥的帝国大汗蒙哥能够早些驾崩，让自己来继承大位，那么一切都顺风顺水了。
　　可是，无论是蒙哥汗还是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蒙古其他贵族，对忽必烈的种种作为都十分不满。他要想没有流血和争斗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能是一种妄想。后面的路虽不算很漫长，却也充满着艰辛和危险。
　　
　　以后人的“后见之明”，认为忽必烈选择汉化是理所当然，进入中原，被汉文明所包围，不汉化又怎么样呢？
　　实则不然，蒙古与在其之前的契丹、女真以及其后的满族不同，后三者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对汉文明也有或深或浅的了解，蒙古人对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对汉文明也没什么体会。
　　当今世界，武力的强大与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越是文明的国家，科技发达，武力也就可以独步世界。而13、14世纪的地球上，越是文明的国家越是因为其文明导致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以及军事力量互相掣肘从而变得软弱，文明的优势根本无从体现。此时的蒙古从成吉思汗开始，四处攻伐，天下无敌，不会因为文明的落后而有自卑感，无论汉文明还是西方的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他们来说至多只有“器物”上的可取之处，而绝无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方面的学习必要。在有着全世界最强大武力的民族，很难愿意向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学习的。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无论勇猛也好、庸碌也好，无不认为蒙古传统是最好的，祖先留下的扎撒和箴言便是金科玉律，莫说“汉化”，就是稍有不遵都是犯罪。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以及诸多贵族均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看到帝国日后的统治重点以及认为帝国需要改变统治方式，并在潜邸时便慢慢做着准备，这样的勇气和眼光是极为难得的。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人分为三种类型，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忽必烈在当时的蒙古贵族中无疑算是先知先觉者，他已看出从窝阔台汗时代开始，蒙古传统的种种制度已经不适合统治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要想使辉煌继续，必须要有其他的方式。那么，已经统治了中原的蒙古人，走向汉化，也就是必由之路。
　　蒙古帝国崩溃后各自为政的其他汗国最终也走上了向统治地主体文明学习的道路，但相对于忽必烈，都只能算是“后知后觉”，北亚和东欧的金帐汗国在传到第七代可汗月即别汗时才确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直到1346年分裂之后，统治东部的秃黑鲁帖木尔汗才宣布皈依伊斯兰教；西亚的伊儿汗国也是在传了六代可汗之后，才出现了合赞汗进行伊斯兰化的大改革。至于坚持蒙古传统的海都、阿里不哥，便要算是“不知不觉”了。
　　
　　当然，忽必烈的“先知先觉”鲜克有终，以至于元朝最终也没能成为北魏或是清那样的朝代，却又是后话了。
　　

兄弟阋于墙（上）——忽必烈与蒙哥汗的暗斗
　　
　　任何朝代的帝王，都希望继承者能够“甚肖朕躬”。这是一种渴望让自己的功业能够在后人身上继续发扬光大的期盼。而继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可汗，要说最“肖”他的，恐怕要算两代之后的蒙哥汗了。
　　窝阔台汗能力上并不逊色于父亲，在位期间，确定赋税制度，修建和林城，派遣“长子西征”直抵多瑙河，并最终灭亡了世仇金朝。但相对父亲的刚猛雄峻，却显得软化了很多，时人评价他“天容睟表，一类释迦真象，仁厚有余，言辞极寡，服御简素，不尚华饰，委任大臣，略无疑二，性颇乐饮。及御下听政，不易常度。当时，政归台阁，朝野欢娱，前后十年，号称廓廓无事” 。因为嗜酒和滥赏，使得取得的功业被很大程度的抵消了。嗜酒不用说，窝阔台汗在位短暂，仅十三年就去世便是最大的恶果，而滥赏，简直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伊朗史学家拉施特编纂的《史集》中记载，和林城修建完成后，窝阔台汗一次巡查国库，看到存有两万金巴里失。便道：“要这么多积蓄有什么用呢？还得派专人来看守，让所有愿意得到金子的人来拿吧。”于是乎，全城的贵族、大臣、百姓、商人、士兵一人拿一份，皆大欢喜，可国库一下子空空如也。要是有用钱的时候怎么办，窝阔台汗就不管了。另一位伊朗史学家费志尼在自己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没有人得不到他的赐物或份儿离开他的御前，也没有乞赏者从他嘴里听见‘不’或‘否’字。” 蒙古帝国的财政混乱，时常入不敷出的弊端，便是从这里开始，有元一代也没能克服。
　　窝阔台汗去世前，原本定自己的三子阔出之子失烈门为继承人。可皇后脱列哥纳凭借自己临朝称制五年之间的机会四处活动，让自己的长子贵由继承了汗位。这一变故，可说是窝阔台家族的悲剧。贵由其人能力远逊乃父，而又有着父亲嗜酒的毛病，其在位三年而亡，没什么作为。窝阔台家族从此衰落，而拖雷家族则终于咸鱼翻身。
　　在《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选择窝阔台为继承人时，窝阔台曾经担心地问道：“在久远的将来，我的子孙中生出个裹以饲草而不为牛吃，裹以脂油而不为狗吃的臭东西，怕做出射麋鹿而中小鼠的事情来，怎么能够传承汗位呢？”成吉思汗回答道：“如果，窝阔台的子孙确实是个裹以饲草而不为牛吃，裹以脂油而不为狗吃的东西，那么我们家族血脉中还生不出个英杰之人吗？” 也许窝阔台当时就看出自己的长子不堪大用，才有了这样的担忧吧，他去世前选定孙子失烈门为继承人，本想避免自己担心的局面出现，结果妻子不懂事，该出现的还是出现了。倒是成吉思汗似乎有着先见之明，窝阔台虽然孩子不争气，可拖雷一系果然出了一个可与自己媲美的可汗人选，那便是蒙哥。

兄弟阋于墙（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
　　
　　站在高处的人最容易迷失自己，尤其是站在高处又作出了成绩的人，就更容易失去对自己的把握。古代的帝王们鲜有能认清自己只是一个凡人，充其量只是个优秀的凡人而已，在一片赞颂和阿谀之中，总认为自己天赋异禀，无所不能。很多杰出的帝王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其根源，往往就在于此、
　　这样的通例，蒙哥汗自然不能例外。他是一个杰出的草原帝国的政治家，他可以将诺大的帝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可以选拔最得力的人去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他可以让祖上的功业继续发扬光大，但是，他绝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虽然他身上流着军事家成吉思汗和拖雷的血，可他并没有遗传他们神鬼莫测的军事谋略和机变百出的战场指挥能力。
　　这一点，从他亲自指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远征一开始，蒙哥汗把自己的主攻方向放在川蜀，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蒙古军擅长平原野战，山地作战经验不足，对于四川的气候也很不适应。而四川则是南宋“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兄弟子侄两代苦心经营的战略防御重地，名将余玠又依靠山地构建了固若金汤的山城防御体系。虽然自古北方政权南征都要先夺取四川然后顺江而下，形成“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可首先要确定当时的四川属于软柿子才能成功。如三国时曹魏灭蜀汉，是因为蜀汉弱于东吴，好下嘴。宋太祖统一江南，先灭掉后蜀，也是因为当时的后蜀后主孟昶暗弱无能。而南宋时的四川可以说是整个防线中最硬的一块骨头，直到日后南宋灭亡，四川也是在最后被拿下的地区。蒙哥汗出兵时，忽必烈的谋臣商挺便说过：“蜀地险远,瘴疫时作,难必有功,万乘岂宜轻动?”可说是预言了蒙哥汗日后的失败。
　　一路之上，虽然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今四川广元西南）、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今阆中县东北）、李居山（今四川南充市）、大良山（今仁寿县境内）、隆州（今四川仁寿）、雅州（今四川雅安）在兵锋扫荡之下先后被攻陷，但有很多都是守将不战而降，真正的恶战并未发生。待到 1259年初，西路军主力抵达重庆合州钓鱼城下，这才算是遇到了劲敌。
　　钓鱼城坐落在今重庆合川县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三百米。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极为险要。城分内、外两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都系条石垒成，坚固无比。外城之外还修建有一字墙，守军可以用之阻碍城外敌军运动，而自己却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可谓外有天险可抵御大军强攻，内有粮秣可供长期坚持。
　　当然，坚城如果是庸将把守也不难攻破，可这时守卫钓鱼城的是勇将王坚，其人忠义双全、有勇有谋，斩杀了蒙哥汗的劝降使者，督率所部殊死抵抗。蒙哥汗率军从二月开始围攻直到七月，钓鱼城都巍然不动。蒙古军不但损失无数士兵，还折损了大将汪德臣、董文蔚。到了六月，天气逐渐炎热，军中疟疠、霍乱横行，士气低落。
　　面对不利局势，大将术速忽里提议留少量军队困扰，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出三峡，捣荆楚。可蒙哥汗却并没有采纳这合理建议，而是呈血性，继续强攻。结果，是年7月，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蒙哥汗便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有记载说他是身患痢疾，有记载说他是被炮石所伤 。
　　作为军事统帅，蒙哥汗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既不能临机应变，也不愿采纳臣属的正确意见，只是一味蛮干，结果竟然以大汗之尊战死阵中，真是“千金之弩，为鼹鼠而发“ ，败得窝囊，死得不值。
　　
　　人比人得死，相对于蒙哥汗的莽夫作为，他的二弟忽必烈却在得到统兵之权后，镇定自若，举措的当，无论是筹划还是进兵都有章有法。
　　接到诏旨后，忽必烈先妥善安排了自己大本营的种种事项，然后带着众多谋臣侍从于1258年十一月离开开平，1259年五月到达濮州（今河南濮阳东），召集谋臣以及东平名士宋子贞、李昶商议南征策略。
　　宋子贞等人以及刘秉忠、姚枢、张文谦都提出，要攻打南宋顺利，必须要以罚罪、救民、不嗜杀为宗旨，才能尽量减少抵抗。忽必烈当即表态：“保为卿等守此言！” 算是确定了南征总方针。
　　七月十二日，忽必烈到达汝南正式接手了东路军，因吸取了塔察儿顿兵樊城之下的教训，他将主攻方向设为江汉。命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先率一部直趋汉水，然后任命老臣杨惟中和自己幕府心腹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正、副宣抚使，率归德一带军队至长江北岸设立行台，招纳降附，宣布恩信。
　　八月十五日，忽必烈率军度过淮河，二十日攻入大散关，二十一日，抵达黄陂。与此同时，汉军世侯张柔率军攻破南宋五关之首的虎头关。
　　九月一日，蒙哥汗猝死的消息传到军中，忽必烈命全军驻扎，为蒙古汗举哀。这个时候的忽必烈会是什么心情，史书的记载简单而不可信，以常理推测，其心应该是“且哀且喜”，毕竟亲大哥身亡是难过的事，但另一方面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和谋取大业的绊脚石没有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喜多于悲，再正常不过。
　　
　　下一步，就要决定该怎么办了。很多下属提议立即北还，可是忽必烈却拒绝了。他的考虑是：第一，战斗刚刚打响，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便回军，会让自己如塔察儿一样被人笑话，自己要继承汗位，就必须有更大的战功；第二，兀良合台的南路军已近北上进入南宋腹地，自己不去接应，必然要全军覆没，那是一支精锐之师，兀良合台又是自己在南征大理时便笼络的悍将，绝不能放弃；第三，除了蒙哥汗，他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威胁自己继承汗位，奉蒙哥汗之命留守都城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是不应该被放在眼里的。
　　于是，在举办完蒙哥汗的追悼会后，忽必烈继续督军南下。而此时的南宋朝廷则聚集了十万大军，两千艘战船于长江南岸。九月四日黎明，忽必烈派遣董文炳、董文用兄弟为先锋，以二百艘战船强渡长江，宋军前来接战，两军在江中战斗十七次，宋军大败，损失兵士无算，战船被俘虏千余艘。蒙古军渡江成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渡江之后，忽必烈履行了当初对宋子贞等人的诺言，严肃军纪，军士擅入民宅者一律军法从事，并将俘虏百姓全部释放，尤其是其中的五百多名儒生，放走前还给不少安家费。
　　
　　可是，这样的怀柔并不能稍减南宋军民的抵抗意志。鄂州守将张胜拼死据守，而从南宋军从重庆而来的吕文德所部，汉阳而来的贾似道、高达所部也奋力前来支援。百余日内，鄂州城下双方鏖战不休，死伤枕籍。南宋守将张胜战死城楼，军士死伤多达一万三千余众，可鄂州成仍然没能拿下。尤其是著名的奸相贾似道，此时表现得极为英勇顽强，率军进入城中后，负责守城全部事宜。蒙古军多次用掘洞的方式将城墙破坏，可贾似道总是在一夜之间率将士用木栅栏修补完毕，让蒙古军望城兴叹。忽必烈不禁感慨：“吾安得似道者用之？”
　　鄂州城下的战斗出现胶着，而霸突鲁率军进攻岳州（今湖南岳阳），郑鼎等率军骚扰江西兴国、瑞州、南康、抚州等地都进展顺利。尤其兀良合台所帅的由一万蛮兵和三千蒙古骑兵组成的南路军更是势如破竹，从云南出发一路之上攻克广西衡山寨（今广西田东）、贵州（今广西贵县）、象州（今广西象州）、柳州（今广西柳州）、静江（今广西桂林），进入湖南后，又接连突破全州（今湖南全州）、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的宋军堵截，攻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南宋的临安朝廷惶惶不安，已经有迁都的打算。
　　而在鄂州城中亲临战阵的南宋奸相贾似道，此时深知鄂州城破已经是时间问题，一旦鄂州失守，岳州、潭州等地必定出现连锁反应，南宋朝廷将会危如累卵。于是，他秘密派遣宋京为使节求和。
　　忽必烈原本并不想和谈，正如谋臣赵璧回答宋使宋京所说：“驻濮州未拜旗时，汝国遣行人来议尚可。今已渡江，江南之地，悉为我有，何出此言？”
　　可是很快，忽必烈就做出了率军北返，并同意和南宋议和的决定。这倒不是真如表面的言辞所说“以生灵之故”，而是因为他先后接见了来自漠北的两拨信使。
　　
　　十一月，忽必烈的大妃察必派人来到军中，向忽必烈通报了他的小弟阿里不哥派遣那个钩考过他的阿兰答儿和脱里赤到漠南和中原抽调兵丁的消息。并用隐喻暗示道：“大鱼的头被砍断了，在小鱼中除了你和阿里不哥以外，还剩有谁呢？你回来好不好？” 。两天后，阿里不哥的使节也来到军中，声称是来“请安和转达问候的”，忽必烈问起调兵之事，使节支吾应付。忽必烈这才发现，自己实在小看了弟弟，阿里不哥已经积极运作，准备和自己争夺大汗宝座了！
　　身边的谋臣们也纷纷进谏，请求忽必烈立即班师。郝经分析道：“阿里不哥已行敕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王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当初金废帝完颜亮率军攻打南宋，金世宗完颜雍趁机在后方称帝，导致前方军心大乱，金废帝被部将所杀。这段历史似乎就快要重演了，如果阿里不哥这时候宣布继位，那忽必烈的所有优势都会丧失，很可能成为金废帝第二了。
　　
　　时间紧迫，不容犹豫。忽必烈立即下令以进攻临安的名义撤掉围攻鄂州的军队，并开始整军北上。在留下霸突鲁、兀良合台和张柔等率部屯驻江北的同时，也答应了贾似道的求和，口头达成协议。之所以用口头方式，实在是来不及细细谈定议和条件再签字画押了，而这个仓促的决定，倒为日后再次进攻南宋留下了借口。
　　
　　阿里不哥是忽必烈同母所生最小的弟弟，虽然他是 “灶主”，继承了拖雷和嗦鲁和贴尼大部分的部众，实力雄厚，而且是蒙哥汗南征之时，受钦命留镇都城主持庶政的“监国”。但第一在自己上面有两个战功赫赫，实力也不弱于自己的哥哥，第二自己从来没有单独领过军，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战功。所以并非一开始就觊觎汗位。可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成大事要有很多帮手，而要坏事，也往往要有些“损友”挑唆。蒙哥汗的死讯一传到和林，汗廷上下很快便形成了一个拥立阿里不哥为新任大汗的集团。
　　集团的主要人物，首先是蒙哥汗的儿子们——阿速台、玉龙答失、昔里吉等，他们没有战功，实力、能力、威望都属于一般水平偏下，没有竞争汗位的资格，为了日后获得更多的好处，便决定拥立小叔叔阿里不哥。其次便是蒙哥汗生前宠信的大臣们，如阿兰答儿、孛鲁欢、浑都海、脱火斯、脱里赤等，这些人要比蒙哥汗的儿子们有更长远的眼光：蒙古帝国没有立储制度，每任大汗都要召开“库里台大会”由宗王、贵族们推选。可从窝阔台汗去世以来，每任大汗的登基“库里台大会”都只是个形式，最终决定谁来执掌大权的还是军事实力。现在最有实力的是蒙哥汗的三个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远在西亚，拥立他不现实，而忽必烈却是自己在当年 “钩考”时强力打压过的，拥立他等于自杀。对他们来说，阿里不哥是唯一的、最佳的人选。
　　于是，阿兰答儿和孛鲁欢作为说客来说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和旭烈兀二人出征去了，蒙哥合罕把大兀鲁思托付给了你，你有什么想法，难道你想让我们像羊一样被割断喉咙吗？”
　　权力的诱惑很少能有人拒绝，尤其是自认为与权力仅一步之遥的人。不需要更多的语言，阿里不哥迅速做出了先下手为强，与哥哥争夺汗位的决定。
　　正在鄂州鏖战的忽必烈之所以迅速作出回军的决定，便是因为阿里不哥的第一招：派脱里赤到漠南诸州抽调兵丁，派阿兰答儿到漠北诸部抽调人马，以便控制漠南漠北主力军队。
　　可惜，阿里不哥的图谋刚一开始，便走漏了消息。当阿兰答儿在开平附近抽调军队时，忽必烈的大妃察必便发觉了异状，她一面派使者责问，一面迅速通知了忽必烈。
　　这位察必大妃以后是大元王朝的首位皇后，其人深明大义，是忽必烈的贤内助，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她总是有着比丈夫甚至丈夫身边谋臣更精明深邃的眼光。这一次，只是她的牛刀小试。
　　
　　

刚结束了和哥哥的暗斗，又要和弟弟斗智斗勇。忽必烈想必相当郁闷，但相对于蒙哥汗，阿里不哥还是要好对付的多，他没有如郝经的估计那样抢先宣布继位，这给了忽必烈充足的应付时间。在郝经的谋划下，忽必烈轻装简从，以最快的速度向大本营挺进。途中，又接受廉希宪的建议，派赵良弼入关中监视蒙哥汗留在六盘山由浑都海统帅的四万骑兵，为日后控制关中做准备。
　　是年闰十一月二十日，日夜兼程的忽必烈回到燕京。紧接着迅速将脱里赤召集的部队遣散，并派出使者对弟弟进行斥责。
　　阿里不哥等人都没有想到忽必烈胡来的如此之快，一时间慌了手脚，为了暂时安抚住哥哥，他只好派使者去做解释，并送上很多礼物，表示自己不再调兵。但同时，他也向哥哥提出了一个难题：请忽必烈回和林，参加“库里台大会”，商议汗位继承人选。
　　阿里不哥的支持者都在漠北，又掌握着和林实权，现在兄弟二人已经摊了牌，去和林开会可说凶多吉少。但要是不去，便是理亏，在法统上又说不过去。
　　忽必烈左右为难。
　　
　　谋臣的职责，就是在主君犹疑之时及时的提出建议。廉希宪、商挺立即进言，认为忽必烈不但不应该回和林，而且应无视传统，立即宣布继承汗位， “今若早承大统，颁告德音，彼虽迁延宿留，便明叛逆。安危逆顺，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 ，“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天命不敢辞，人情不敢违，事机一失，万巧莫追！”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们，也就是蒙古帝国的东道蒙古宗王也在塔察儿的带领下来到燕京。塔察儿是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嫡孙，所领蒙古千户最多，是东道诸王之长。他在自己的师傅撒吉思劝告下倒向忽必烈，塔察儿一表态，所有的东道宗王便都决定了将宝压在哪一方，这也带动了合丹（窝阔台汗幼子）、阿只吉（察合台孙）、只必帖木儿（窝阔台次子阔端之子）等西道宗王。
　　谋臣的谋划，叔伯兄弟们的支持，使忽必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在开平召开“库里台大会”，借宗王之口确定自己继位。
　　
　　 1260年三月初，金莲川滦河畔开平城召开由忽必烈主持的“库里台大会”， 合丹、阿只吉、只必帖木儿、末哥（忽必烈异母弟）、塔察儿、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哈撒儿之孙)、忽剌忽儿(成吉思汗弟哈赤温之孙)、爪都(成吉思汗弟别勒古台之孙)、纳邻合丹（哈赤温孙）等宗王和以木华黎之曾孙忽林池为首的功臣贵戚共推忽必烈继承大汗汗位。
　　因为和儒士们相处久了，忽必烈也学会了中原皇帝“三辞三让”的礼节，多次推让后，才“勉强”答应继位。与历任大汗不同，忽必烈颁布了年号“中统”，还颁下即位诏书，这已经完全是中国皇帝的做派了。这一年，他46岁。
　　此次“库里台大会”在蒙古历史的重要性仅次于1206年在斡难河畔召开的那次拥立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的大会。成吉思汗的被拥立，标志着“也客•蒙古•兀鲁斯”（大蒙古国）的建立，而忽必烈成为可汗，则标志着蒙古帝国的崩溃。
　　四月，晚了一步的阿里不哥于和林在阿速台、玉龙答失、昔里吉、阿鲁忽(察合台后王)、木哈儿(旭烈兀之子)以及阿兰答儿、脱里赤等蒙哥汗重臣的簇拥下，宣布继大汗位。两位大汗相差不到一个月相继出现，忽必烈向阿里不哥派出使臣宣布自己继位，希望他能够承认，可根本得不到回应。而阿里不哥向各地颁布诏旨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忠于忽必烈的将领和官员也根本置若罔闻。
　　这个时候，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已经不是兄弟，而是必须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蒙古帝国也随之分裂几大块。忽必烈基本上控制着漠南汉地，阿里不哥掌握着漠北，窝阔台的后裔们分别支持二人，他们的封地也便分属两边，察合台汗国的监国兀鲁忽乃王妃和金帐汗国可汗别尔哥对双方都持观望态度，而远征西亚的旭烈兀则占据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自帝一方” ，等着哥哥和弟弟最后斗出个结果再表态。
　　
　　祖宗的家业虽然分成几大块，但要争做家长的战斗主要是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之间的事情。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如阿里不哥获胜，蒙古帝国还会暂时的在大体上保持统一，金帐汗国本就倾向于蒙哥系，由蒙哥汗之子们拥立的阿里不哥可以很容易获得金帐汗廷的承认；察合台汗国的监国兀鲁忽乃王妃是因为蒙哥汗处死前任察合台汗也速蒙哥而夺位的，自然也偏向于蒙哥系；窝阔台诸后王中的佼佼者海都，最反对改变传统，属意于阿里不哥是理所当然；旭烈兀已经没有了竞争大汗位的可能，只是想在伊朗立国，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又都是他的同母兄弟，谁继承汗位，只要承认他在伊朗的统治，便会服从。
　　但是，阿里不哥与蒙哥汗一样是丝毫“不蹈袭他国所为”的人物，他的胜利会给中原地区以及日后将要征服的江南地区带来什么，是可以预见的。而以军事扩张和分封殖民方式扩张到如此之大的蒙古帝国，崩溃的趋势在贵由汗时代已经出现，只是横空出世了位蒙哥汗，以自己的能力强行将这一趋势减缓，而阿里不哥却没有这样的本事，大崩溃必然会到来，到那时，汉文明被毁灭，蒙古因帝国崩溃而无力发展，整个东亚会是什么样子，就难说得很。
　　相对而言，虽然忽必烈的胜利使得帝国的崩溃提前，对于汉文明自然是否极泰来，对于蒙古本身来说，也是祸兮福所倚。

是继承还是重建——元王朝与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到蒙哥汗的蒙古帝国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惠宗妥欢帖木儿的元王朝是个什么关系？无论在世界历史学界，还是中国历史学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般引起争论的历史课题，要么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要么因为资料繁杂，说法多样，因而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大家都是靠推测，形成一个个“一家之言”。而蒙古帝国和元王朝的关系，却并非这些原因，要说资料少，不但中国有《元史》、《元文类》等等，波斯有《史集》、《世界征服者史》，蒙古自己也有《蒙古秘史》、《黄金史纲》等等；要说资料繁杂，其实无论那种史书，对这个问题都有着交代，来龙去脉，虽不能说条分缕析，也还是清楚的，不至于到了让学者们靠着猜想争论不休的地步。
　　争论的症结，在于这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常常上升到政治或情感问题上。
　　
　　蒙古帝国太过庞大，囊括了东亚、北亚、中亚、西亚、东欧的广袤土地，这些土地上曾经存在的国家和继续生存的民族都不得不承认，在13、14世纪那段岁月，他们被一个名字叫蒙古的帝国战败、摧毁、屠杀，最后又被迫接受了统治。但是，那对岁月并不十分漫长，这些草原上而来游牧民族的统治并不稳固，很快这个帝国便分崩离析，各地区、各国家虽然还被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统治相当长时间，但已经开始自行其是的发展自己历史。如果说元王朝和蒙古帝国是一脉相承，甚至划为一体，很多地区的历史就要缩短自主发展的时间。这是会伤害到感情的。
　　西方的史学家们往往要尽量提前蒙古帝国崩溃的时间，有的干脆把这个时间放在蒙哥汗时代，认为因为蒙哥汗的继位是依靠金帐汗拔都的支持，因此在他即位后，帝国分为两部分，东部归蒙哥汗，西部归拔都。但这个说法并站不住脚，因为蒙哥汗即位后，对整个帝国都有着完全的权力，金帐汗拔都虽然很受重视尊重，但也只是屏藩之长，完全算不得另外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拔都去世后，蒙哥汗先后委任其两个儿子继位，只是因为先后暴死，才不得不让其弟别尔哥继位。当旭烈兀西征之时，金帐汗国在蒙哥汗的命令下出兵出粮，而军队指挥权完全是旭烈兀的，也证明了蒙哥汗对金帐汗国的控制。
　　正是有着这样的反证，一些西方史家便把蒙古帝国崩溃的时间放在忽必烈称汗时代，而且不承认其他汗国与元朝的藩属关系，把元朝放在和其他汗国几乎平等的位置上，称之为“忽必烈汗国”。这种认识，则是基于忽必烈的双重身份——他既是蒙古大汗又是中国皇帝，而且中国皇帝的成分更多。如果认为忽必烈仍是如前代可汗一样对其他汗国哪怕是名义上的统治权，则就等于认为中国当时的领土包括东欧和西亚，对他们来说，也难以接受。
　　
　　倒是中国的《元史》把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都纳入“大元皇帝”序列，分别为“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但其一是因为忽必烈建立元朝时接受了儒教的礼法和祖先祭祀制度，设立太庙，供奉先代可汗，并赠与庙号。其二是因为忽必烈也在借此宣示自己不但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也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正统，正如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上所说：“从蒙古人的观点来看，他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始终如一地维护了成吉思汗帝国精神上的统一。……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但以事实来说，这样的记载有失公允，忽必烈的元王朝与蒙古帝国实在千差万别,忽必烈自己的主观愿望并不能代替事实，元朝的开国皇帝是忽必烈，而并非成吉思汗。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其一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到1368年元惠宗逃出大都为止，共有134年；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开始算起，元朝则只有92年历史。
　　以笔者看来，这三种算法都有问题。
　　第一种是算法明显通换概念。蒙古灭金，是一个新兴的游牧国家因为世仇而对统治中原的王朝进行的侵略战争，并非是改朝换代。金朝灭亡后，蒙古在中原实行的仍是蒙古的分封殖民制度，将土地城池分封给兄弟子侄、有功之臣和汉地世侯，并非取代金朝建立一个新的中原王朝。
　　第二种算法则是过于强调国号问题，虽然“元”的国号是在1271年设置，但一个王朝是否建立重要的是制度而并非国号。 1260年，忽必烈称汗，建元“中统”，设置各种制度，已经是在实行传统中原王朝的管理模式，一个新的王朝已经建立，并不是非有“元”的国号才算建国。就如三国时代一般从东汉末年算起，因为东汉只剩下了“汉室”，各种制度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因此从算作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完全正常的。
　　第三种算法则是传统的正统观念，因为南宋是华夏正宗，那么只有南宋灭亡，宋皇向元帝投降，正统才转移到元朝。要这么说，虽然宋恭帝投降，可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还先后拥立了两位宋皇，一直坚持着抵抗，直到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才算结束，那么正统就应该在南宋流亡政府中坚持到1279年。把元朝开始定在1276 年，可算是自相矛盾了。
　　
　　
　　
       
元朝的开始，应该在公元1260年。那一年，忽必烈称汗，并仿效汉法，建元“中统”。
　　在此之前，蒙古帝国都是以十二生肖纪年，并没有年号。年号是中国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是中国皇帝的专利。虽然日本、朝鲜、越南也都有年号，但这些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甚深的国家。用年号纪年，便标志了忽必烈所建立的政权与蒙古帝国的不同。
　　在《中统建元诏》中，忽必烈明确表示：“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 这是对中国历代王朝的致敬与追随，“中统”即为“中华正统”之意。
　　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无论哪位大汗都不可能对任何一个被征服地区的文化低头，把自己的认为是除蒙古之外的其他“正统”。忽必烈的这种改变，至少在精神上，是对祖先的某种背叛。
　　
　　而在即位诏书中，忽必烈为这种 “背叛”说明了充分的理由：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门之师，遽遗鼎湖之泣。岂期遗恨，竟勿克终。
　　 肆予冲人，渡江之后，盖将深入焉，乃闻国中重以佥军之扰，黎民惊骇，若不能一朝居者。予为此惧，驿骑驰归。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天骣道助顺，人谟与能。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朕峻辞固让，至于再三，祈恳益坚，誓以死请。于是俯徇舆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说先祖们“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那么自己要“祖述变通”自然是“正在今日”了。
　　
　　制度上的变更，首先就在于统治机器的改变。忽必烈登基后，对于国家的管理已经与蒙古帝国时代大不相同。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所确立的制度，可说集权与分封并行。首先颁布了《札撒》，以之作为国家一切生活的准则、制度和法令。《札撒》中包括选举、外交、诉讼、刑事犯罪、商业、赋税、义务、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条文。
　　在地方设置方面，成吉思汗设立了“千户制”。建国初期设有九十五千户，千户之上是万户，智将木华黎为左翼万户，统辖地直到大兴安岭以东；封幼年时便跟随自己的好友博尔术为右翼万户，统辖地至畏兀儿阿尔泰山西麓。各千户长要由功臣来担任此职，千户之下又分为百户、十户。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的大小规模不尽相同。比如千户：有的可达四、五千户，有的则不足一千户。千户的组成也各不相同：一些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一些是重新收集分散在各部的同族组成的；还有一些是由不同部族组成的；此外，成吉思汗还将他的母亲、兄弟、亲属们分配为不等的万户、千户。
　　而在扩张之后，蒙古帝国实行分封殖民。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所占领的土地上建立隶属于大汗汗廷的汗国，各个汗国的汗王享有相当的自治权。但各汗国的封地仍由大汗委以长官统管，诸子在其封地上只享有一定数量的赋入。其行政权、军事权很大程度还属于中央直辖。这种直辖则依靠“达鲁花赤”也就是“断事官”的设置。
　　蒙古帝国建国初期的大断事官是成吉思汗母亲的养子失吉忽秃忽，职责主要是两项：一是掌管民户的分配，一是掌握司法之权，它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的丞相。而诸王、贵戚、功臣封地内，也各置断事官管治其百姓，这些断事官是直接向中央汗廷负责的。
　　至于汗位的传承，如前文所说，蒙古帝国并没有立储制度，而是用“库里台大会”有贵族们选举产生。
　　
　　而忽必烈登基后，对于这些制度进行了完全的改革，基本上如郝经在《立政议》中所说：“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
　　在中央，设置行政、军事、监察机构, 即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 实行“三权分立”; 在地方上设立行书省, 简称行省或省, 置丞相一人, 掌管全省军政要务。
　　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总理全国行政事务。建元“中统”的第一年(1260 年) ,“夏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 中书省长官由皇太子真金担任,未立皇太子时暂缺。实际长官是右丞相、左丞相，有时也叫平章政事代丞相之职。中书省管理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均设置尚书。
　　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全国除“腹里”直属中书省和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直接管辖外,共建十个行省:岭北行省、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浙江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腹里”管辖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之大部或部分之地由中书省直接管理。行省建置是元代的创举，明代虽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之为行省。今日之省,是由元代行省演变而来。而西藏等“特区”，则设置宣政院管理。
　　当然，忽必烈对于其他汗国也希望能如父祖时代一样对其实行统治，但从他开始的历代皇帝，均没能达成目标。各汗国虽一度承认元朝为宗主，可内政外交全然自理，都是完全的主权国家了。
　　对于“库里台大会”，忽必烈直接予以废止，而是用中国历代王朝的立储制度，所谓“鉴於前事，知汉法玉信者，实宗社至计，乃定策立真金为皇太子。……授皇太子玉册金宝,太子有册礼始此。”
　　
　　
       
如果说整套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变化还不足以说明元朝与蒙古帝国不可一体而论，那么统治中心的迁移则直接关系到版图边界的变化，足以证明两者虽有传承却大为不同。
　　蒙古帝国时期，帝国的中心是蒙古高原，都城在哈喇和林，简称和林。这是一座典型的草原都市，由窝阔台汗于1235 年在鄂尔浑河岸边建成。该城南北约四里,东西约二里，蒙古大汗的万安宫在城之西南角,有宫墙环绕,周约二里，“⋯⋯城里有两个地区:一是萨拉森人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这是由于宫廷总是在他附近,也是由于从各地来的使者很多。另一个是契丹人区,这些契丹人都是工匠。除这些地区外,还有宫廷书记们的若干座巨大宫殿,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寺院,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城的周围环绕着土墙,并有四个城门。”
　　到蒙哥汗时代，蒙古帝国的疆域西到东欧，西南抵达伊朗高原，北部囊括部分西伯利亚，东部直到库页岛，南部则与南宋以淮河为界。和林城正好处于较为中央的位置，利用四通八达的驿道可以有效掌控各地。而到了忽必烈时代，窝阔台、察合台汗国已经成为敌国，和林城就几乎成为边塞，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海都等征战时，和林城经常成为战场和双争夺的军事要地，首都再设于此，明显不合适了。因此，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后将之改称为上都。上都是北接哈喇和林,南通中原地区的要塞,符合当时的忽必烈统治区域的管理。
　　而随着灭亡南宋提上议事日程，也就不得不考虑日后如何治理江南地区。于是，1272 年,忽必烈汗又把都城从上都迁到大都(今北京) ，其城在金朝时称为中都，其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对于以中国为主要统治区域的元朝来说，再合适不过。这座城市日后继续成为明、清两代的帝都，也充分证明这里是当然的中国政治中心。
　　
　　在引言中，笔者曾拿罗马与拜占庭的关系来类比蒙古与元朝。当然，前者的历史要远远长于后者，罗马向着拜占庭的转变经过也要比蒙古到元朝的转变漫长曲折得多。但这确实是可以比较直观的理解蒙古帝国与元王朝关系的例证。
　　拜占庭帝国又称为东罗马，是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保留其东部领地而存在的国家，没有人能够否认，君士坦丁堡中的皇帝无论从文化还是从法统上来说，都是继承了罗马帝国。但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发展、统治区域等等方面来看，拜占庭对于罗马，只有名以上的传承关系，在实际上，已经是相当不同的国家。
　　有人指出，忽必烈是蒙哥的亲弟弟，其汗位直接连源于蒙哥汗，把他说成是另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很不合适。可忽必烈继承汗位时，并没有受到所有蒙古贵族的支持，而且很快就和另一位大汗阿里不哥兵戎相见，征战了四年才胜利，获得了蒙古高原的统治权。而元朝近一半的领土更是忽必烈自己打下来的（比如说南宋）。可以说，忽必烈的江山，在名义上继承了父祖，却基本上是自己打拼的结果。
　　
　　蒙古帝国与元朝的关系究竟如何，恐怕还要争论下去。但只要作为历史问题而不是政治或情感问题，这应该是不那么值得争论的吧。
　　
　　

有明朝那些事，也有闲话元朝往事

空前为实，绝后则非——元朝的疆域
　　
　　说到元朝的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空前绝后”。自人们心中，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无论是前面的汉、唐还收后面的明、清都无法相比。
　　所谓空前，元人自己在官修、民撰的众多史书中说了很多。
　　元朝官修的《经世大典》，其中《序录•君事》中用近乎阿谀的语气写道：“至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矣。”
　　而民间所修，作者名已经亡佚的《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也跟着赞颂：“唐虞三代以来之州域，北不逾幽、并，南不越岭徼，东至于海，西被于流沙。……方今六和混一，文轨会同，有前古未有之天下，皇乎盛哉。”
　　
　　本朝人说本朝事，自然不那么客观。当然，元朝没有文字狱，对于民间修史、作文没什么限制，相对而言，兑水的情况并不严重。也可能是因为如此，后世也就大都接受了这些说法。
　　明代所修的《元史》，在地理志中所云“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清朝顾祖禹著有《读史方舆纪要》，也认为：“盖（元）疆域之远，轶于前代矣。……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逾阴山。东西万余里，南北几二万里。” 这个“几二万里”便是从《元史》中所列的数字推算出来的。
　　到了清末，大名鼎鼎的严复也认为：“忽必烈汗荐食小朝，混一华夏，南奄身毒（印度），北暨俄罗（斯），幅员之大，古未有也。”
　　
　　有了那么多前人的铺垫，元朝疆域的“空前”也就成了板上钉钉。到谭其骧先生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元朝的疆域图也就极为广大，远远超过了之前与之后的所有朝代。
　　于是，问题出来了，空前尚可说定，但否是“绝后”？
　　
　　元朝疆域要远超过汉唐，主要在于对一些传统的邻国的吞并。
　　汉代时，在北方，汉武帝北伐匈奴，将疆域扩展到河套和河西走廊；在东方，灭卫氏朝鲜，设四郡；在西方，公元前60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初期有36国，以后增加到50国，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但西域各国虽然是臣属，内政外交军事总要受到汉朝的干涉，但还是一个个独立小国，并不能算是汉朝直辖领地；在西南，经过十余年的武装开拓，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上的部族如邛都、笮都、冉駹、白马、且兰、夜郎等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在这些部族的地区新置了越巂、沈黎、汶山、武都和牂柯五郡，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的地区建立了益州郡，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在南方，灭南越国，在南越属地设置了九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
　　汉朝扩展疆域比较稳固，在日后只有较小的收缩。但是，西藏、辽北等地却并未涉及。
　　
　　唐朝的疆域要比汉朝广大，在边境设有六大都护府：
　　单于都护府（初称为云中都护府），辖境相当今内蒙古阴山、河套一带；
　　安北都护府（初称为瀚海都护府），辖境约相当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
　　安西都护府，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辖境相当今新疆及中亚楚河流域；
　　北庭都护府，统辖包括天山北路东起今阿尔泰山、巴里坤湖，西至咸海的西突厥各部族；
　　安东都护府，辖境西起辽河，南至今朝鲜北部，东、北至海，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海口之地；
　　安南都护府，辖境北有今云南红河、文山两自治州，南至越南河静、广平省界，东有广西缘边一带。
　　但是，这六大都护府所管辖的区域并不是同时达到这样的范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较短。如安北都护府663年的辖境约相当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到686年的辖境就退缩到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安西都护府在公元656—663年之间的辖境扩大至自今阿尔泰山西至咸海间所有游牧部族和葱岭东西直至阿姆河两岸城郭诸国，到安史之乱后退至葱岭以东；北庭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辖境完全丧失；安东都护府在670年的辖境仅剩下辽东，后又退到辽西；安南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西北今云南逐渐被南诏国占据。另外，唐朝时正是吐蕃帝国强盛时期，整个西藏包括青海大部均是吐蕃帝国土地，唐朝对其自然说不上管辖。
　　
　　元朝与汉唐相比，首先就是漠北草原完全是自己的老家，当了中国皇帝算是嫁妆带了进来，几千年来中原王朝的漠北边患不复存在。其次，西藏在被招降后由王朝直接管辖。还有今天的东北、云南地区，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完全被控制，而不再是以“称臣纳贡”作为依附而实际保持独立的渤海国、南诏国或大理国。
　　元朝设立行省制，全国设十大行省，以这些行省的管辖地来看，可以看出大体疆域。
　　陕西行省，辖境包括今陕西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
　　甘肃行省，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辽阳行省，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河南江北行省，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四川行省，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
　　云南行省，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方。
　　湖广行省，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区。
　　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
　　江西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
　　岭北行省，辖境包括蒙古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今俄罗斯联邦境内西伯利亚部分地区。
　　以此来看，元朝边疆的范围西北至今天新疆的哈密地区，东北到黑龙江入海口和萨哈林湾一带，东到大海（包括台湾），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包括西藏、云南、今缅甸东部。
　　这些限定都没什么问题，但北部边界有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将元朝的北疆扩展到北冰洋沿岸，而有的说法则将北部边界限定为今天蒙古国北部边界的库苏古尔湖、乌布苏湖一带，相差甚远。这关系到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版图是否归属。于是又有学者提出，因为在北冰洋沿岸从未发现元朝官方或民间遗迹，不应再坚持“北冰洋沿岸”之说，但也不愿意承认北部边界只达到今天蒙古国北疆，于是便折中一下，把元朝北疆定在贝加尔湖中部以北地区。
　　以笔者看来，北洋沿岸自然有些托大，贝加尔湖一带也并没有元朝政府直接管辖的明确证据。那么，以清朝的地图作为参照，元朝的北疆范围，应该大致比现在的蒙古国北疆稍北一些比较合适，或者可以达到贝加尔湖南岸。
　　
　　
       
这么一来，元朝疆域的“绝后”就有待商榷了。
　　代替元朝的明朝，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蒙古人赶回草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多次北伐，打击北元政权，但仅仅是为了以攻为守，因为他们认为“长城之外非我土”。而新疆，元朝时就有一半属于察合台汗国，其时仍然如此。西藏，由完全服从统治，又回归到了称臣纳贡的独立状态，这还包括幅员辽阔的青海。除了汉人王朝的固有领土之外，元朝扩充的领土，唯一保留在明朝版图内的，只剩下辽东和云南。其极盛之时，虽然北元、西藏帕竹政权、察合台汗国都认其为宗主，可那些土地明王朝是说不上有实际管辖权的。
　　明朝疆域远小于元朝是不争的事实。可代替明朝的清朝却在康雍乾三代的努力下猛追元朝创下的“疆域记录”，以漠南（今内蒙古）为主要管辖区的北元，漠北（今蒙古国）喀尔喀蒙古，新疆的准噶尔汗国，叶尔羌汗国（察合台汗国继承人），西藏、青海的和硕特汗国，都是或直接或间接的被清朝所灭亡。到1759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疆域发展到极致，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南至南海，包括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及缅甸北部，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
　　元朝有的，清朝基本收归囊中，而没有的，清朝也拿到手中。元朝因与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对立，先后损失河中地区和新疆西部，最后只能以哈密为西界，而清朝在灭亡准噶尔汗国，平定 “大小和卓之乱”后，今新疆的所有地区直到塔拉斯河以西全部划归版图，在这一点上，元朝稍逊一筹。
　　
　　因为中国独特的藩属制度，一些臣服于中国皇帝的藩国国主都要接受皇帝的册封，因此，有人便总愿意把这些藩国的土地都算作领土。实际上，是否有驻军，是否有税收，是否有委派官员直接管辖才是确定领土的根据。藩属的“称臣纳贡”只是一种臣服的表现，名义上给个面子，傍个大款，捞点实惠，比如所谓纳贡总是厚往薄来，拿走的总是比拿来的多；需要帮助的时候便来找老大帮忙，比如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而要是老大衰落了，或者实惠给的不多，便要翻脸无情，比如南诏国吞并唐朝云南土地，明朝的边塞蒙古卫所经常叛附无常，等等。
　　刨除藩属，元朝的疆域确实是“空前”，却并非“绝后”，并未能争得过后来的清朝。而清朝的疆域说一句“空前绝后”倒更符合实际了。
　　
　　

“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开元第一功臣伯颜
　　
　　预言，总是让人很着迷。
　　记得在大学期间，流传着“1999世界毁灭”的预言，《诸世纪-诺查丹玛斯预言》也洛阳纸贵，到处畅销。笔者也赶时髦买了一本来看。世界几百年的重要事件，全都在一本书中被一个人所料定，而这个人又预料了全世界人类的存亡，这样的刺激倒没让笔者害怕，反而有些许激动。但结果，到了所预定必死的1999年7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于是便有人指出，《诺查丹玛斯预言》很多时候人杜撰和附会上去的，不是“指哪打哪”而是“打哪指哪”，也算是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历史上，预言总是在关键时刻恰到好处的出现，且往往惊人的准确。于是也有很多奇人异士因散播这些预言或获得富贵或遭受灾祸。当然，是否属于“打哪指哪”，就很多无法考证了。
　　
　　在南宋朝廷走向死亡的最后岁月里，一个莫名其妙的预言也在江南大地流传着——“江南若破，百雁来过”。
　　这个预言有三个版本。
　　在《元朝名臣事略》中说：南宋长江防线未被攻破时，江南有民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时人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伯颜也。
　　《马可•波罗游记》中，是说宋太后为皇帝请人占卜，占卜结果是：“除了一个有一百只眼睛的人之外，没人能夺取他的王位。……然而当她问到敌军统帅的名字时，人们告诉她叫伯颜，即百眼的意思，她不仅大惊失色。” 那么，在“江南若破”之后的一句话便是“百眼来过”。
　　而经历过元灭宋的诗人刘因，在自己《白雁行》诗中，则说是“北风三吹白雁来”。 那便是“江南若破，白雁来过”。
　　无论“百雁”、“百眼”还是“白雁”，都应该不是意译，而是取谐音，所指的便是元朝第一功臣——伯颜。
　　
　　每个朝代也都有自己的开国功臣，有的可以列出“第一功臣”，有的则在众多功臣中难分伯仲，说不出谁是第一。西汉第一功臣无疑是“兵仙”韩信，而东汉的“云台二十八将”中就难说谁可称第一。大元王朝开国皇帝世祖忽必烈麾下有着很多能征惯战的大将和运筹帷幄的谋士，但要说第一功臣，则非伯颜莫属。
　　平灭南宋，混一南北，使大元王朝终于获得了“中华正统”；西征中亚，对敌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稳定边关；世祖去世后，仗剑朝堂，威压众臣，使得成宗顺利继位。这种种功绩，都集中在伯颜身上。忽必烈左右重臣中，能起到这么多作用的，伯颜说自己第二，也就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了。
　　而伯颜本身在忽必烈麾下是毫无根基的，能当第一完全是靠着自己卓越的能力，这就更为难能可贵。
　　论资历，伯颜是世祖身边的“小字辈”。他既不是世祖藩邸宿卫出身，也不是“金莲川幕府”中的人物。当忽必烈南征大理，攻打江汉，平定秦陇，鏖战漠北之时，都没有他的身影。那时，他正和忽必烈的三弟旭烈兀，一路向西亚挺进。直到阿里不哥败降，世祖将年号从“中统”改为“至元”之后，他才以旭烈兀使者陪臣的身份来到元廷。
　　论出身，伯颜也并不显赫。他出身于蒙古巴邻部，曾祖述律哥图在成吉思汗时代任八邻部左千户。曾祖去世后，祖父阿剌袭任其职，并兼任“达鲁花赤”。祖父去世后，父亲晓古台袭其职，可说三代都只是中层官员。倒是叔祖父纳牙阿是成吉思汗麾下猛将，忠诚敦厚，被成吉思汗誉为“可委任大事之人”，出任过中央万户长高位，但与他本身关系不大。相对于忽必烈麾下的兀良合台、阿术出身于成吉思汗名将速不台家族，霸突鲁、安童出身于成吉思汗智将木华黎家族，显得寒酸很多。
　　
　　但是，没有过硬的背景而能够出人头地，才能看出是英雄还是狗熊。至元二年（1265年），二十九岁的伯颜受旭烈兀之命出使元廷奏事，一下子就被世祖看中了。史书上所写看重的原因是“见其貌伟，听其言厉”，如果仅是长得相貌堂堂而且能说会道，恐怕并不能获取以能识人著称的世祖欢心，这是指伯颜有很多关于政治、军事上的见解让世祖青睐。从此便留在元廷，“与谋国事”。
　　自己的使臣被外国留下，这原本会引起国际冲突。但旭烈兀毕竟是忽必烈的弟弟，伊儿汗国又是元王朝的属臣，忽必烈这挖墙脚的做法也就没人追究了。
　　在参与国事的过程中，伯颜展现了卓越的政道才华，忽必烈对他的倚重也日甚一日。不但让伯颜的官职节节高升，还亲自做主，让伯颜娶木华黎曾孙，中书右丞相安童的女儿为妻。虽然忽必烈嘴上说：“为伯颜妇，不惭尔氏矣。”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伯颜攀上这么一门显赫的亲事，为他日后的仕途铺路——当领导能为下属考虑的这么周到，也算难寻的佳话。
　　至元二年七月，伯颜便被提拔为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元朝官制与历代不同，以右为尊。左丞相虽不是正相，却已经是朝中显贵了。伯颜也没有辜负忽必烈的赏识，“诸曹白事，有难决者，徐以一二语决之”，显示出决断、冷静、举重若轻的素质，使得众服曰：“真宰辅也。”
　　日后，面对征讨南宋这样天大的重担，众多重臣不约而同的推荐伯颜，便是从这里埋下了伏笔。至元四年，伯颜被升为中书右丞，至元七年，又迁同知枢密院事，这时的他只有三十四岁，已经位极人臣。
　　
　　　几家欢喜几家忧，当伯颜在忽必烈的呵护以及自己的努力下平步青云之时，远在江南的南宋已经在元军的不停进攻下风雨飘摇了。
　　蒙古帝国成为了大元王朝，疆域损失了一半还多，且拱卫大汗的各个汗国有一半成了敌国。那么一直被压着打的南宋，似乎就可以缓口气了。
　　可事情没这么简单。
　　蒙古帝国时期，虽然以对外征服为基本国策，但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目标，无非为了获得更多土地和财富。能打下来的自然要打，若是太难打也就不会非要打下来不可。南宋的顽强抵抗再加上议和的拿手戏，若还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也许真的可以保住国家不被灭亡。
　　而到了元朝，无论你抵抗多么顽强，无论你拿出的议和条件多么优厚，元世祖忽必烈也必须要灭了你——不仅仅是因为你富庶，而是你代表了皇帝正统。
　　既然我做了皇帝，那么就决不能再有另一个皇帝存在，蒙古大汗只能有一个，皇帝也只能有一个——“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
　　
　　不过，伐宋对忽必烈来说也是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在忽必烈刚登上汗位，还面临着阿里不哥的军事威胁时，他本没有将灭宋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为了和弟弟交战，他将原本驻扎在长江沿岸的兀良合台、霸突鲁等部抽调北上，并让史天泽出任江淮诸翼兵马经略使，李璮为江淮大都督，以汉军掌管南部边防，对南宋采取守势。同时，还派出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使节，赴南宋商谈在鄂州战役时口头商定的议和条件。
　　一些史家认为这次商谈议和只是忽必烈的缓兵之计，日后谈判破裂也是必然的，战争不可避免。这自然是有些道理，忽必烈确实亡宋之心不死，但这次谈判还是很有诚意，希望能和南宋达成一个长久的和平协议。从使者是郝经而并非别人，就可看出这一点，
　　
　　郝经，字伯常，陵川（今山西晋城）人。出身世第书香人家，祖父郝天挺是著名大儒元好问的老师。其人是忽必烈在潜邸时就十分倚重的谋士，地位和姚枢、刘秉忠相仿。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南征时，郝经便是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副宣抚使，与杨惟中率归德一带军队至长江北岸设立行台。在忽必烈围攻鄂州而身后出现阿里不哥争位的不利局面时，郝经一言定大计，力劝忽必烈撤围北归。他是忽必烈众谋臣中，最反对与南宋开战的人物，希望尽可能延缓南北双方的战事。作为一代思想家，他也推崇“天下一家”，反对华夷之辨，是力促忽必烈附会汉法的中坚人物。以郝经而言，让元廷更多的汉化，更为深入的将汉法作为立国根本之后，才应该商讨南征。
　　若说忽必烈重臣中，既是元廷中有份量，而又能被南宋所接受的人，郝经是唯一人选。所以，当郝经要求再派一二名蒙古官员随从之时，忽必烈道：“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书生也。”生怕派蒙古国官员刺激了南宋君臣，导致议和不成。
　　
　　
　　人选好了，事情看起来也不难办。宋廷处于弱势，强者对弱者提出议和，弱者本应该积极配合才对。然而无论郝经还是忽必烈都不知道，此次分别竟长达十六年。
　　历史上著名的奸相贾似道在鄂州与忽必烈口头商定城下之盟，总被说成是贪生卖国之举。但以当时的情形来说，贾似道这么做无可非议。当时的宋人并不知道蒙古内部已经动乱，而江汉的局势确实危如累卵。能用议和来退兵倒是最好的出路。只是，在鄂州保卫战中有勇有谋的贾似道却是背着宋廷私下议和，私下议和也就算了，可他偏偏向朝廷报功，谎称大捷。这样的情形下，郝经的出使，就有了戳穿贾似道谎言的可能。
　　专制国事的贾似道，自然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当郝经到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并派副使带信给贾似道商议之时。这位大宋宰相已经打定主意决不能让他见到宋皇，下令将郝经一行全部羁押于真州。
　　郝经屡屡上书宋皇，“极陈战和利害，且请入见及归国”，但所有上书都泥牛入海，被贾似道截留。从此，这位元廷使节便被不明不白的扣留了整整十六年，直到伯颜日后统兵南下才被放归。
　　原本有可能实现的南北分治，也可能会让南宋延长寿命的会谈便这样被荒唐的葬送。贾似道虽要负全部责任，但惨痛的后果却让朝廷和百姓在日后埋了单。
　　
　　忽必烈见郝经一去竟然杳无音信，连续派出两拨使臣闻讯，可被贾似道专制的宋廷根本不予答复。这样的羞辱，对忽必烈来说原本无法忍受，但漠北战事没有平息，他无法对南宋采取什么报复手段，只能暂时隐忍。
　　直到阿里不哥归降漠南北尽数归附，忽必烈第一时间便把伐宋列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在吸取蒙哥汗南征的教训以及自己征江汉的经验后，忽必烈将主攻方向由川蜀转到荆襄，而主要打击目标则是襄阳和樊城这两座重镇。
　　两城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至元四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便向忽必烈献策，指出伐宋应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因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这刘整本是南宋骁将，外号“赛存孝”（意思是赛过唐名将李存孝），任南宋泸州知州和潼川十五军安抚使，抵抗蒙古军屡立战功。可因为是北方人，受南方将领俞兴、吕文德等人嫉恨，后又被诬告，贾似道欲图将他杀害。为了自保，遂于中统二年率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元朝，从此倍受忽必烈信赖。他的策略，忽必烈全盘采纳。
　　从此时开始，长达六年的襄樊战役便拉开帷幕
　　
　　元军要拿下这军事要地，所用的策略便是堡垒推进和水师配合最后再用大炮强攻。
　　至元五年（1268年），派兀良合台之子，猛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援襄宋军之路。
　　至元七年（1270年），派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使襄樊成为孤城。
　　同年，刘整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弥补了元军战术上的劣势。
　　为了打破包围，南宋方面也积极进行了反击。襄阳守将吕文焕多次出城作战，但均被击溃。张世杰、范文虎、夏贵等将屡屡率军解围，也分别被阿术、史天泽等人打败。到至元九年，襄樊之战已成定局，宋军困守孤城，再难有作为。
　　至元九年（1272年）春，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救援襄阳。二张虽然勇猛敢战，麾下士卒也人人用命，但这次救援只能算是对守军的激励，在战略方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张顺在突入城中的战斗中壮烈战死，张贵虽然入城，但不久也在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的战斗中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
　　至元十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新式“回回炮”击垮了樊城城墙。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与偏将王福俱投火殉国，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已经陷入掘鼠罗雀，拆屋作柴，力尽援绝的境地。至元十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吕文焕见大势已去，遂举城投降元朝，襄樊战役宣告结束。
　　
　　
       
　襄樊陷落，南宋的江淮防御体系已经名存实亡。一举南下灭亡宋廷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就要确定南下总指挥的人选了。
　　襄樊之战最有功者，是阿术、阿里海牙、史天泽和刘整。尤其刘整是整个战略的设计者，似乎最有希望承担这一重任。但刘整与阿里海牙矛盾日深，无法相容，尤其是吕文焕投降后，忽必烈要倚重他招降南宋将领，而刘整和吕文焕又有深仇。为了不至于耽误军国大事，忽必烈只好把刘整调到淮西行省担任左丞。刘整有大功而未能再受重用，忧愤成疾，不久便病逝于无为（今安徽无为）。史天泽各方面条件都很符合，但已年老多病。而阿里海牙和阿术要担当如此大规模的征战则威望稍有不足。
　　在廷议上，众多重臣便都向忽必烈举荐伯颜。
　　姚枢首先谏言：“如求大将，非右丞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不可。”
　　史天泽也认为： “此国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
　　甚至连帝师八思巴也竭力举荐伯颜，认为他才能出众，堪当大任。
　　
　　原本就很看好伯颜的忽必烈再加上这么多重臣的推荐，于是下诏，以伯颜、史天泽同为平宋荆湖行省左丞相，共同任伐宋大军的最高统帅。但史天泽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无力从军，不久便病逝于真定。伯颜成为了唯一的平宋大帅。
　　至元十一年（1274年）九月十三日，伯颜率大军南下攻宋。对于这次混一南北的战役，元朝方面投入的兵力，一直有“百万之众”之说 。其实在冷兵器时代，一下子拿出百万人进行战争实在是很不可能的事情，且不说后勤补给，战场指挥等等无法解决，就是调度就很成问题。在新式的通讯方式出现前，即使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一次拿出个十万二十万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数字了。这次伯颜直接指挥的军队当在二十万左右 ，加上川蜀、淮西的元军，应有三十万。
　　二十万大军分为三路，从襄阳出发，直指郢州（今湖北钟祥）。三十八岁的伯颜看着自己麾下的虎狼之师盔明甲亮、旌旗猎猎，想必是无比得意的。而在出征前，忽必烈特地嘱咐的那句话也会在他耳边不停回响：“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甚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 在南征当中，虽然仍不免有屠城，但伯颜是在尽量履行着对忽必烈的承诺。
　　
　　郢州依山傍水，易守难攻，宋将张世杰以沿江精锐数万人固守，排战舰千余艘与江面，准备决一死战。伯颜的前锋部队试探性攻击未取得任何进展，为了不至于顿兵坚城之下而失去战机，伯颜认为：“攻城乃兵家下计，大兵之用，岂唯在此一城哉！”只留下少数部队包围郢州，大军则绕道南下。
　　十一月二十三日，元军抵达蔡店（今湖北汉阳），宋淮西制置使夏贵已经率宋军十数万，战舰万余艘布阵迎战。伯颜避实击虚，作出进攻汉阳从汉口渡江的假象，吸引夏贵在汉口不动。而以主力十万步骑和十万战舰水陆并举，猛攻沙芜口，迅速将之攻陷。
　　获得沙芜口这个重要据点后，十二月十三日，伯颜以阿里海牙佯攻宋军重兵把守的阳罗堡，而命阿术趁夜色逆流而上四十里，在青石矶登岸，直抵鄂州东门。宋军见元军渡江，军心大乱。
　　见强渡成功，伯颜迅速调集兵力猛攻阳罗堡，并以水师进攻夏贵所部。阳罗堡宋军早已军心瓦解，不战先乱，阳罗堡旋即被攻克。而夏贵抵抗了一阵，见大势已去，便弃军而逃，所部全军覆没，宋军将士的尸体布满江面。夏贵这一逃，原本来支援他的京湖四川宣抚使朱禩孙也率军西遁，如此，当年忽必烈费尽力气也没能拿下的鄂州已经无兵防守。鄂州、汉阳等城的守将先后投降。
　　伯颜留阿里海牙留守鄂州，自己和阿术继续南下。
　　
　　襄樊战役后，忽必烈对投降的襄阳守将吕文焕极为优待，甚至为了他而有意疏远了猛将刘整。倒不是因为吕文焕此人有什么经天纬地之才，而是因为他和他的哥哥吕文德长期镇守京湖地区，门多故吏，南宋北部边防的很多重要将领不是他们的部下便是他们的亲戚，忽必烈是要吕文焕进行招降，减少南征的损失。吕文焕果然不负所望，在伯颜进军时，他四处写信，让“吕家军”的将领们投降。鄂州守将张晏然、程鹏飞，蕲州守将管景模，池州守将张林，江州守将吕师虁（吕文焕侄子），安庆守将范文虎（吕文德女婿），五郡镇抚使吕文福（吕文焕从弟）等等相继投降，伯颜的进军出奇顺利。
　　宋朝虽然重文轻武，压制武人，却也是“家军”、“家将”集中出现的朝代，从“杨家将”、“岳家军”到“吴家将”不一而足。在军事上孱弱不堪的宋朝往往是因为这些“家将”、“家军”的不懈奋战才保全宗庙社稷，而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又栽倒在“吕家军”的手中，也不得不让读史者浩叹。
　　在降幡一片当中，伯颜并没有被顺利冲昏头脑。江州守将吕师虁投降后，设宴款待伯颜，酒酣耳热之际，吕叫上两个盛装打扮的美女，说是从宋室中挑选出来，作为礼物献给伯颜的。伯颜大怒道：吾奉圣天子明命，兴仁义之师，问罪于宋，岂以女色移吾志乎！”
　　
　　长江南岸的众多要塞尽数丢失，宋廷再一次乱成一团。此时，南宋那个沉溺于酒色的宋度宗赵禥已经在当年七月病死，其次子赵显即位，年仅4岁，是为恭帝，理宗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之名垂帘听政，但实权还是掌握在贾似道手里。面对着元军的大兵压境，宋朝的太学生掀起“学生运动”，聚集起来上书请愿，要求贾似道出兵御敌。虽然是权相，可贾似道也顶不住压力，只好开都督府于临安，总揽天下兵马，准备和元军决战。
　　
　　元至元十二年，宋德祐元年（1275）初，一直迁延不进的贾似道实在无所推脱，率精锐十三万离开临安奔赴前线。到达芜湖后，他故技重施，再次派宋京前往伯颜军中商议议和，希望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劝伯颜退兵。
　　当年贾似道用这个方法忽悠忽必烈，现在又想忽悠伯颜。但时移世易，且不说元使郝经还被他关着，即使以战局来看，伯颜也不可能接受，直接用一句话：“未渡江，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诸郡皆内附，欲和，则当来面议也。”把贾似道顶了回去。
　　然而，由于天气暑热，北方人水土不服，军中非战斗减员严重，忽必烈下诏要伯颜停战驻守，等明年秋天再出兵。伯颜与阿术商量，认为；“若释似道而不击，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 于是上书忽必烈：“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风驰电击，取之恐后，少尔迟归，奔播江海，遗患留悔矣。”忽必烈经过考虑，下诏：“将在军，不从中制，兵法也。宜从丞相言”， 伯颜、阿术获得允准，得以继续挥兵南下。
　　是年二月十八日，元宋两军对峙于丁家洲，大决战开始。
　　
　　宋军方面，贾似道率后军，以步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前锋，淮西制置使夏贵则率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于江中，十三万军卒以逸待劳。相对于远来疲敝又被热病困扰且数量也略逊的元军，原本是有胜利的可能，但因为将领无能，最后竟一败涂地。
　　战斗一开始，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同时开炮轰击宋军，炮声震百里。见到宋军阵势散乱，伯颜又派出水军冲击宋军船队。宋军先锋孙虎臣抵挡不住攻势，败退下来。而夏贵更是刚一接战便率先逃跑，不但如此，逃跑时还故意以扁舟掠过贾似道的坐船，大呼：“彼众我寡，势不支矣！”
　　贾似道本就胆颤，一听这话，仓皇失措，立即鸣金收军，宋军阵势顿时溃散，争先恐后逃跑。伯颜和阿术命步骑左右夹击，追杀一百五十余里，宋军溺死被杀无算，继阳罗堡之战后，南宋将士的死尸再次铺满了江面。
　　丁家洲一战，南宋的主力部队损失殆尽，贾似道也失去了可以继续专制朝政的资本，被弹劾罢官，后在流放途中被差官所杀。
　　
　　而此时，大元朝的北方却出了事。窝阔台汗后裔海都公开叛乱，恢复了原本已经除国的窝阔台汗国，屡屡发兵进攻漠北，甚至骚扰了历代大汗的陵寝所在——起辇谷。为了应付北方边患，五月十七日，忽必烈急召伯颜回京，一方面听取南方战事回报，另一方面想让伯颜负责北方战事。
　　这次召回，险些让伯颜失去灭宋功臣和大元第一功臣的头衔。所幸，经过一个多月商讨，忽必烈最后决定让另一位丞相安童出镇漠北，仍让伯颜回南方带兵。
　　七月，伯颜回到南线军中。而当他不在的时候，宋将张世杰、赵溍以及孙虎臣聚集了宋军最后万余战船在镇江焦山布阵，希望能在伯颜不在时拼死一战，击退元军。
　　可元军军中能将太多，伯颜虽然不在，阿术、董文炳、阿塔海还有后起之秀张弘范哪个都不是吃素的。他们见宋军用铁链将战船连起，便发动火攻，几乎将宋船烧得精光，张世杰仅以身免。
　　这场战斗极端类似“赤壁之战”，南宋将领们无不饱读史书，却没有从古人身上吸取教训。
　　待到伯颜十月回到江南，焦山之战已经结束，南宋再也没有大规模的野战军可以用于抵抗了。伯颜接下来的任务，便是拿下临安。
　　
　　　十一月九日，伯颜再次兵分三路向临安进发。参政阿剌罕等为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参政董文炳等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
　　元军长驱直入，宋将王安节保卫常州达两月之久，十一月中旬常州破，死者无数，周边诸城望风奔溃，临安再无险可守。十二月五日，伯颜占领无锡。宋廷没有了可用之兵，也没了可战之将，只好派人求和。将作监柳岳等带着宋皇、太皇太后以及大臣们的书信来见伯颜，哭着说道：“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绖中。自古礼不伐丧，望哀恕班师，敢不每年进奉修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耳。”
　　这样的场面确实让人同情，但两国交战，容不得恻隐之心。伯颜冷冷道：“主上即位之初，奉国书修好，汝国执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兴师问罪。去岁又无故杀害廉奉使等，谁之过欤？如欲我师不进，将效钱王纳土乎？李主出降乎？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
　　“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伯颜最后这句揶揄可说专往宋廷的气管子上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欺负后周世宗柴荣的老婆孩子，抢了后周天下，现在也是在孤儿寡母掌国时被逼到如此境地，也算是报应不爽了。
　　面对这番话，宋使也只能“顿首泣不已”罢了。
　　
　　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中旬，伯颜进至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宋廷再次遣使迎降，但要求保留宋朝。正月二十二，勤王抗元的文天祥被宋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并奉命与吴坚、贾余庆等人一起与伯颜交涉。两位英雄初次见面，本来很瞧不起宋臣的伯颜被眼前这位不卑不亢的文人所震撼，知道此人必定不会让宋廷乖乖投降，于是便借口有事相商，强行将文天祥扣押在军中。伯颜此举，虽有些无赖，却也是对文天祥惺惺相惜之意。他若看不出文天祥是个英雄，便不会作出扣押的事情来。文天祥在敌营遇到这位“知己”，能够受到敌人的重视，算是大幸，而这种重视又使自己身陷囹圄，有力使不出，也算是大不幸了。
　　文天祥被拘押，丞相陈宜中逃走，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也已经保护着度宗另外两个儿子赵昰、赵昺南逃。临安城中留下的都是如吴坚、贾余庆这样唯唯诺诺和恬不知耻之辈，主事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又老迈昏聩，除了投降，也确实无路可走。
　　正月二十五，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等一干大臣拿着伯颜授意修改过的降表来到伯颜军中呈献。伯颜置酒款待，并让文天祥作陪。文天祥大骂伯颜不讲信义，也大骂贾余庆等人卖国。但大势已去，自己又失去自由，再骂得痛快也无济于事。
　　正月二十六，伯颜派部将嗦都率军进入临安，保护皇宫并控制各要隘。文天祥苦心招募的勤王部队被贾余庆解散。
　　二月初一，伯颜遣使招降曾经多次抵抗元军的淮西制置使夏贵。
　　二月初五，南宋恭帝赵显正式颁布降表和谕降诏书，南宋灭亡。两宋从太祖赵匡胤建国到此时，享祚316年。
　　
　　从1234年由窝阔台汗开始的征宋战争，历经42年之久，到这里总算有了个结果。有人说南宋南宋能够如此之长的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足以证明其军事上并不孱弱。其实，窝阔台汗时代，蒙宋双方只能算是略加接触，蒙古帝国的主要目标是向西而并非向南。贵由汗时代只顾着内讧，没有攻宋。蒙哥汗时代虽然大规模南征，可蒙哥汗却意外崩于半路。到忽必烈掌舵，又要用大量时间和自己的兄弟们打仗，安顿后方。待到可以全力南下时，只用了八年便灭亡了人口、地利、科技都占优的南宋，说南宋不弱，并不客观。
　　而要说南宋必然灭亡，却也是后见之明。其实，忽必烈本身并没有能必然灭亡南宋信心。作为一个雄才大略，但有很迷信天命的帝王，忽必烈直到最后关头还认为南宋天命未绝。当伯颜领兵南下时，忽必烈在与姚枢的密谈中还说道：“自太祖勘定天下，列圣继之，岂固存制令久帝制南国耶？盖天命未绝。朕昔济江而家难作，天不终此，大惠而归。今伯颜虽济江，天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于彼，勿易视之。” 在交战过程中，忽必烈先是下诏停战，后又召回伯颜，原因就在于这“天命未在吾家先于彼”的担心。如果南宋方面能够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挡住哪怕迟滞伯颜的进攻，都有可能换来忽必烈首先提出议和。然而，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水师的南宋竟然屡屡大败于北方水师，将帅只知逃遁，文臣只图自保，虽有少数英雄奋力拼搏，也是大火滔天杯水不济了。
　　“失民心者失天下”是句名言，但并不符合事实。即使是今天，百姓们也是“沉默的大多数”，真正能对历史起到作用，挽救民族命运的，往往是精英。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已被蝇营狗苟之辈充斥，又怎能免于灭亡？正如太皇太后谢道清在质问文臣武将时所说：“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衅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 老太后没有吕雉、武则天的本事，保不住宗庙社稷，但这番话却是一针见血。
　　
　　
       
对手的种种错误再加上努力与天赋，终于使得伯颜成就了自己的辉煌。无论南宋君臣如何，他已经完成了忽必烈交给自己的使命。而在进入临安后，他出榜安民，维持秩序，下令封存府库，登记钱谷，将士不得擅自进城，敢于暴掠者军法从事。保护了繁华的南宋都城没有遭到破坏。但作为征服者，他也按照指令将太常寺的祭器、礼器，秘书监的图书、户口簿册以及衮冕、圭璧、符玺、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象征政权的物品全部清点装运北归。宋皇室成员除了太皇太后谢道清因为有病而暂时留下外，也全部押解北上。
　　三月十日，将善后之事交给董文炳、阿剌罕等人后，伯颜押解宋室以及朝臣、太学生等出发。闰三月二十一日到达大都，三十二日又启程赶往上都觐见忽必烈。
　　忽必烈对伯颜如此之快的平定江南极为满意，命令文武百官全部出上都城迎接伯颜的归来，这是对于凯旋将领最高的礼遇。然而，偏偏这礼遇让伯颜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在迎候伯颜的百官中，最积极的是忽必烈的新宠，平章政事阿合马，为了表示亲热，竟比别的官员多迎出十余里。这位回回人以善理财而得宠，一方面让元廷府库充盈，一方面也想尽一切办法填充自己的腰包。他这么急着见伯颜，也是有着下作的原由——索取礼物。
　　阿合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伯颜一定会给自己这个皇帝身边的红人极为珍贵的礼品，伯颜刚从南方回来，他所征服的临安城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奇珍异宝难以计数，伯颜从缴获中拿出一两件来给自己是不会肉疼的。
　　可惜，伯颜并非贪财无行之人，整个灭宋战争中他没有贪图一分财物，“归装惟衣被而已”，根本拿不出像样的礼物给阿合马。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伯颜将当年旭烈兀送给自己的玉钩绦解下送给了阿合马，并说道：“宋宝玉固多，吾实无所取，勿以此为薄也。”这其实算不得什么讽刺，只是有那么点自我标榜。可当着妓女说贞洁本身就是对妓女的侮辱，阿合马认为伯颜有意轻视自己，遂怀恨在心。
　　在之后接受宋皇朝觐，祭告太庙，庆功宴等等仪式上，伯颜都身列显位，祭告太庙时还被任命为司礼官。忽必烈将他召至宫中慰问，大加褒奖，伯颜只是说：“奉陛下成算，阿术效力，臣何功之有。”对这种谦虚，让忽必烈极为满意。君臣相得的场面很是温馨，但阴影已经笼罩在伯颜头上。
　　不久，阿合马诬告伯颜私自藏匿南宋国宝玉桃盏，同时，曾在江淮指挥作战的别里吉迷失也控告伯颜对于圣旨指派的官员不给予委任，反而派给自己的亲信要职，是为不臣之举。忽必烈大怒，将伯颜下狱。
　　到了这里，历史上重复无数遍的“鸟尽弓藏”悲剧似乎就要上演，所幸怯薛太官玉昔帖木儿上书力荐伯颜无罪，同时，也确实找不出伯颜窝藏宝物和任用私党的证据，案子便压了下来。伯颜被释放出狱，但所有职务被免，在家闲住。
　　
　　功臣无故获罪，不明不白的被罢官，伯颜的心境恐怕和当年的韩信相仿。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从不会口出怨言，也不会摆出很受伤的样子给别人看。平日深居简出，不与其他大臣交往。这样示弱的表现，不但让忽必烈放心，也逐渐让忽必烈意识到自己可能冤枉了伯颜。
　　居功不傲，受屈不怨，对一切都淡然处之的伯颜相对于在战场上天下无敌而性格上过于偏执的韩信，在谋身上要高明很多，从而结局也要好得多。
　　
　　
　　
       
　作为一个帅才，壮年赋闲，即使得以善终，人生也不算是完美。伯颜很幸运，闲了没多久，就有了复出的机会——北方的战局急转直下，忽必烈苦心经营的西北防御体系土崩瓦解，十余万“诸王藩卫之兵”“一军皆没” ！
　　原来，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时，窝阔台后王中的佼佼者海都便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后虽阿里不哥战败，但他仍在自己的封地叶密立自成系统，逐渐纠集部众，结好金帐汗国，扩展自己的领地，势力日盛。忽必烈为了稳住他，一面多加赏赐，表示优待，一面派自己身边的察合台曾孙八剌回察合台汗国与继阿鲁忽之后成为察合台汗国之汗的木八剌沙一起执掌国政，以牵制海都。
　　八剌回国不久，便废黜并杀死了木八剌沙，独掌大权。他与海都战于锡尔河，大败之。但海都求助于金帐汗国可汗忙哥帖木儿，两军合击，八剌战败，丢失不少领土。从此，八剌便不那么听忽必烈的话，总是想着如何捞点实惠弥补损失。海都趁机请窝阔台孙乞卜察克出面调解，与八剌和好。八剌没了后顾之忧，干脆和忽必烈翻脸，出兵争夺元朝控制下的斡端(今新疆和田)。
　　至元六年（1269年），海都与八剌、忙哥帖木儿在塔拉斯河畔召开大会，推海都为盟主，一致对抗忽必烈和伊儿汗阿八哈，誓约保持游牧生活与蒙古习俗。从此时起，窝阔台汗国在海都手里恢复，窝、察、金三国共同对抗忽必烈，元朝西北从此再无宁日。
　　与之相对，忽必烈派太子真金驻兵称海(今蒙古科布多东南)；派万户伯八、断事官刘好礼镇守吉儿吉思、谦州等处，又派大军击败海都军于别失八里。至元八年 (1271年)，忽必烈又派嫡幼子、北平王那木罕与右丞相安童进军阿力麻里，设置大本营专门对付“塔拉斯联盟”。
　　那木罕非常善战，再加上安童有勇有谋，连续击败海都，西北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岂料，外患未平，大变却生于肘腋。至元十三年(1276年)冬，蒙哥汗之子昔里吉，蒙哥汗之孙撒里蛮，忽必烈庶弟岁哥都之子脱黑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明里帖木儿、玉木忽儿，察合台之子撒儿班突然叛乱，劫持那木罕和安童，并推举昔里吉为帝。
　　这一变乱，导致元朝西北防线全面崩溃，十余万精锐一夕之间全部丧失，万户伯八战死于谦州，昔里吉出兵和林，抢走了成吉思汗生前所用的大帐。同时，弘吉剌部的只儿瓦台也与之呼应，杀死自己的大哥，弘吉剌万户、忽必烈驸马斡罗陈，并包围弘吉剌部夏营地应昌府，忽必烈的女儿囊加公主被围困于城中。
　　应昌距离上都只有二百里，这不仅仅是西北边关的动乱，连国家腹心都受到了威胁。
　　面对如此局面，忽必烈除了立即征调几乎所有诸王军、汉军、高丽军北征之外，也终于想到了伯颜。
　　
　　在家闲居的伯颜被重新启用，受命督军漠北，平定叛乱。
　　复出是复出了，可自己的罪名还是不明不白。伯颜虽然不计较名位，但为了出征顺利，还是故意对送行的大臣说：“有这样遣将出征的吗？”并且磨磨蹭蹭，启行很慢。忽必烈疑心又起，派人追回伯颜，责问他这话什么意思。伯颜答道：“我等攻取蛮子国土，献给陛下，此事天下皆知。后来我无罪而受人诬告，免职闲居，亦为天下人所知。北方蒙古地面，皇子高官甚多，陛下派遣有如此恶名之人，以戴罪之身，任职于他们之上，而他们又深受陛下信用，我如何能够统领军队作战？思来想去，故有此语。” 忽必烈毕竟不是小家子气的人，觉得伯颜能够直言不讳是为了大局考虑，对伯颜称赞一番，并下诏叙述伯颜南征的功劳和以及他获罪是因为诬告，同时命令漠北诸军都受伯颜节制。
　　正了名，又获得了全权的伯颜终于可以毫无负担的展开自己人生第二次征途。
　　
　　此时，昔里吉等叛王的军队已会集于鄂尔浑河，声势浩大，不可一世。在战场上，他们已经占据完全的主动。伯颜领着讨伐军仓促北上，诸军的配合以及士气方面都落于下风。
　　破敌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对方破绽。伯颜在进军途中便已经进行了分析，已经明了，叛王们和当年的阿里不哥有着同样的弱点，那便是粮草军需筹集不易。掀起反旗，便已然断了中原的物资补给，而他们欲图联合海都和继八剌成为察合台汗的笃哇，可后两者与他们的目标并不一致，只是在口头上支持，而在军需和兵马上并没有任何支援。
　　打仗看起来是刀枪上见分晓，而更重要的是粮食。任你是战神还是兵仙，一旦断粮，不用打就输定了。
　　于是，伯颜没有急着决战，而是断其粮道，阻困其军。直到昔里吉军已经军心浮动才率大军发动总攻，先后在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两次大败昔里吉军，夺回成吉思汗的大帐以及那木罕的属民。之后，大将刘国杰、别理乞迷失分别击溃各支乱军。昔里吉等人无奈，分路西撤。
　　
　　昔里吉等叛王能够一起举事，并非有常年的默契，只是都对忽必烈不满，并想获得更多的利益，正好凑在一起而已。一帆风顺时，尚还能同进同退。一遭失败，便成了大难临头时的同林鸟，各奔前程。
　　分裂也就罢了，在元军的打击下，昔里吉集团又出现内讧。脱黑铁木儿因被元军袭击时得不到昔里吉的援助，干脆便奉撒儿班为帝，玉木忽儿不从，与昔里吉一起出兵攻打，脱黑铁木儿战败被杀。撒儿班先投奔昔里吉，被昔里吉送往金帐汗国。途中，撒儿班旧部将主人劫走。为报此仇，撒儿班重整军队，战败并俘获昔里吉、玉木忽儿等，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将两人押送大都，向忽必烈投诚。玉木忽儿在途中以贿得释，昔里吉则被忽必烈流放至海南岛，后来死于该地。昔里吉之乱历经六年终于平息。但是，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海都却趁势捡了个大便宜，夺取了阿里麻里，并收容了昔里吉集团逃到自己阵营的明里帖木儿等，实力越发壮大。
　　这也就意味着，伯颜从此与西北将结下不解之缘，自己的戎马生涯将注定在这里继续。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东道宗王之长、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后裔乃颜发动叛乱，海都与之东西呼应，险些酿成大乱，全靠忽必烈御驾亲征才将叛乱平息。次年，海都又进犯叶里干脑儿（今蒙古国艾里克湖），被元将阿里带击退。
　　而相对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的战事，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都只能算是小儿科。这一年，海都与明里帖木儿、玉木忽儿发兵十余万，大举进犯漠北。首先吞并吉尔吉斯，之后长驱东进，进逼蒙古故都和林。忽必烈的嫡长孙甘麻剌率军迎击，结果战败被围，所幸有大将土土哈舍命救援，才突围而走。至元二十一年才从金帐汗国被放归的北安王那木罕率和林军民南撤，和林失守。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七十四岁，面对如此局面，仍不得不亲征讨伐，双方在和林展开大战，“双方士兵都极为勇猛，他们彼此砍杀，毫不退让，以致战场上尸陈如山，血流成河。……这是鞑靼人之间发生的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双方难分高下，但海都后援不济，而元军则源源不断开来，在无奈下，海都撤走，但元军也已筋疲力尽，无力追击，只能收复和林休整兵马。
　　经此一战，忽必烈意识到仅仅派宗王镇守漠北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能人辅佐，已经返回大都的伯颜被任命为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出镇和林。史称“和林置知院，自伯颜始。”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明里帖木儿在海都的支持下又发兵来犯，伯颜亲自上阵迎敌。双方在阿撒忽秃岭对峙，明里帖木儿军矢下如雨，众军都不敢出阵，伯颜大呼：“汝寒君衣之，汝饥君食之，政欲效力于此时尔。于此不勉，将何以报！”率先冲阵。将士们见主帅如此英勇，无不争奋，蜂拥而上，明里帖木儿大败而走。伯颜趁其新败，厚赐被抓获的明里帖木儿军哨探，让他们带信回去劝降。明里帖木儿见信“感泣”，率部归降。
　　但是，海都的进犯有增无减，伯颜总是采取防守策略，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决战。朝中人有向世祖进谗言，说伯颜保守不进，是与海都通好。忽必烈再次对伯颜起了疑心，将之召回，命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替其职。
　　此时正好海都大兵压境，伯颜遣人对正在路上的玉昔帖木儿说道：“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来，未晚也。”自己领兵去迎海都。
　　双方交战，伯颜连续七天且战且退。众将都认为伯颜胆怯，围着伯颜道：“果惧战，何不授军于大夫（御史大夫，指玉昔帖木儿）！”伯颜道：“海都具军涉吾地，邀之则遁，诱其深入，一战可擒也。诸军必欲速战，若失海都，谁任其咎？”这已经明说是想诱敌深入，但被免职的他威望已经不足，诸将都请战。无奈之下，伯颜只好率军反攻，过于深入的海都原本以为伯颜不堪一击，哪想到被狠狠的杀了个回马枪，顿时大败而走。然而因为包围圈尚未完成，海都还是逃出升天。
　　
　　忽必烈和伯颜的关系，颇似汉高祖与韩信。君臣之间可谓爱恨交加，忽必烈对伯颜既重用又不完全相信，伯颜在他手下也是几起几落，立下大功，领过重赏，也受过大委屈。忽必烈以能用人且用之不疑著称，很多能臣为了国事不请旨而便宜行事，不但不被处罚，反而总被褒奖。唯独对伯颜，忽必烈一而再的不能消弭疑虑，也许伯颜能力太过出众，忽必烈有难以驾驭的担心，才会如此吧。伯颜人生最后一次大战，原本能够生擒或者击毙元朝西北最大的祸患海都，却功亏一篑。忽必烈到离开人世，还需要担心海都问题未能解决，也算是吞下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伯颜终究不是韩信，再次受了冤屈，仍然淡然处之。击退海都后，他将印信交付玉昔帖木儿，轻装返回指定给他的驻地——大同。临行前，受命宣抚北军的皇孙铁穆耳置酒践行，在席间咨询军事，伯颜指着皇孙手中的酒杯道： “可慎者，惟此与女色耳。军中固当严纪律，而恩德不可偏废。冬夏营驻，循旧为便。”铁穆耳深以为然，全盘接受。
　　
　　作为名将，伯颜至此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此后的岁月，他是重臣的身份立于元廷。至元三十年，元世祖忽必烈病势沉重，召伯颜回京。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十九，一代雄主元世祖忽必烈病逝于大都紫檀殿，享年七十九岁（虚岁八十）。伯颜、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以及中书省平章不忽木在忽必烈病榻前同受遗诏。
　　在生命的最后，忽必烈到底看清了伯颜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纯臣，是足以托付大事的忠贞之士。君臣二人的关系虽有波折，总算是善始善终。
　　
　　忽必烈在太子真金去世后，一直没有再册立太子，直到至元三十年才将“皇太子宝”之印送给皇孙铁穆耳，算是一个册立的表示，但并非正式指定其为继承人。于是，宗王、贵族、重臣不得不再次拿出蒙古老传统，在上都召开“库里台大会”，选定嗣君。
　　此时忽必烈的四个嫡子都已经去世，庶子宁远王阔阔出和镇南王脱欢都没有竞争的实力，孙子辈中只有真金太子在世的两个儿子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最具实力。甘麻剌才能平庸，没什么战功，铁穆耳聪明能干又战功显赫，可是却有酗酒的毛病，该选谁来继承帝位，直接关系到日后帝国的兴衰。伯颜等三位顾命大臣的担子十分沉重。
　　在大会上，甘麻剌仗着自己是真金太子长子，想和铁穆耳竞争，史称“亲
　　王有违言”，虽然大多数大臣都不倾向于他，可碍着他的身份也不好出面。此时，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玉昔帖木儿也劝导甘麻剌：“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 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 甘麻剌见功劳最大，威望最高的重臣都已经站在弟弟一边，只好说道：“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
　　大元王朝第二任皇帝的人选终于在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一个黑脸一个红脸的软硬兼施下，确定了下来。当年四月十四日，铁穆耳在上都大安阁登基为帝，是为元成宗，“完泽笃汗”。
　　
　　玉昔帖木儿在成宗登基后，曾说“大事已定，吾死且无憾”。这句话不但对他自己是一语成谶，连带着伯颜也被说中，这两位顾命大臣，竟然在成宗继位后的第一年中先后去世。玉昔帖木儿病逝于十一月，年仅五十三岁。不到一个月，伯颜也病逝家中，年仅五十九岁。
　　跟着忽必烈南征北战的名将们，史天泽、阿术、阿里海牙、阿剌罕、阿塔海、董文炳、张弘范等都在忽必烈之前相继离世，而最后连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也走得如此匆忙，紧追世祖而去。
　　天意也许在告诉初登大宝的成宗铁穆耳，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守成安国才是他的责任。
　　

灭宋者非宋人——厓山刻石的张弘范
　　
　　小时候学成语，读到“一字千金”时，总感觉奇怪，一个字而已，值得了那么多钱吗？后来逐渐学会遣词造句，才发现对于读书人来说，一字之增减，何止值千金，真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汪精卫早年曾是不惜舍身成仁的革命义士，在谋刺摄政王不遂被捕后，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激昂悲壮，直追谭嗣同，后来又是国民党栋梁，创建民国有他很大功劳。岂料却在抗战期间失足落水，成为汉奸，于是有人将他的名作每句增加两字，改为“当年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做楚囚。恨不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讽刺的相当辛辣。
　　而在明末，大明进士洪承畴以文人掌兵，屡败农民军，被明崇祯帝视为栋梁，极为器重。洪承畴为了炫耀皇帝对自己的赏识，也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贞不二，亲手撰写一副对联，挂在自家中堂之上，曰：“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日后投降清朝，成为请摄政王多尔衮入关的“导人”，并为平定江南不遗余力。有人便在这对联每句加了一字，为“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立即从感叹成为责问，也是直指人心，毫不留情面。
　　这样的典故，在元灭南宋的那个时代，也有着生动的演绎。当南宋最后的抵抗军和流亡政府全体覆灭于厓山海面时，元军总指挥张弘范志得意满，命人刻石纪念，写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岂料，他收兵北归后，有人添了一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灭宋于此。”这一下从标榜自己的功绩变成自曝其丑，不亚于在大街上高喊“我杀了我爹”，添字之人也算损到了家。
　　
　　不过，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最信任的人之一，背叛民国，被人指责无可非议。洪承畴受大明崇祯皇帝厚恩，背叛明朝，也该被唾骂。而张弘范从小都不是宋人，父亲做过金朝的官，后来又在蒙古帝国时期成为世侯。他自己生命的最辉煌的时光，是在元军里当将军，可说无论是与南宋还是北宋都是八竿子打不着。被无缘无故冠以“宋”字，可称冤枉。
　　当然，可以说张弘范是汉人，南宋时汉人的朝廷，汉人灭了汉人朝廷最后的武装和政府，自然是汉奸。但古人的民族主义绝没有今人这么明确，主要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既然吃元朝的俸禄，就要为元朝皇帝出力。南北朝时期，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南方称北方为“束虏”，双方都以自己为正统，也各自有忠臣，元朝时期也大体如此。元末时期，也有很多科举出身的汉人不理会朱元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为元朝殉节而死。做汉奸做到抛头颅洒热血，就说不过去了。只能有一个解释，古人的社稷朝廷和我们现在的国家民族，实在不是一个概念。
　　
　　张弘范，易州定兴（今河北定兴河内村）人，字仲畴，是蒙古帝国、元王朝世侯张柔的第九个儿子。他父亲张柔是个在乱世中从底层打出一片天地的厉害人物。当年蒙金战争，蒙古铁骑所过之处，庐舍为墟，生灵涂炭。而一旦蒙古军撤走，留下的土地便又会盗贼蜂起，老百姓再遭二遍罪。当时的河北便是这种情况的重灾区，种地出身的张柔“少慷慨，尚气节，善骑射，以豪侠称” ，自然不能眼看如此局面而无动于衷，于是聚集乡亲族人组成“自卫军”，即抗蒙，又防盗，逐渐成为四方闻名的军事武装首领。
　　当时金军节节败退，对于地方已经逐渐失控，便延揽民间武装为自己所用，以抵抗蒙古军。张柔被中都经略使苗道润招安，先为定兴令，后升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可说步步高升，光宗耀祖。张柔此时是很忠于他的“伯乐”苗道润，对于金朝倒未必有什么感情。
　　正当张柔在苗道润麾下准备再立功勋时，1218年六月，策划收复中都的苗道润被自己的副将贾瑀所杀，张柔勃然大怒，发出檄文召集苗氏部曲于易州军市川集会，决意复仇，得到众将拥戴。金朝廷闻知，便任命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让他讨伐贾瑀并顺带着抵抗蒙古。
　　岂料，张柔讨伐贾瑀的战斗还没开始，蒙古大军已进入紫荆关。公事在私仇之上，张柔只能调转马头对付蒙古军。是年八月，张柔率军迎战蒙古军于狼牙岭，战斗进行得极不顺利，他自己也因为战马失蹄而被蒙古军俘虏。毕竟张柔做大金朝的官只是个形式，起兵不过是为了保护家乡亲人，现在见大势已去，就率众投降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投降的人一向厚待，便让他仍受任旧职，领旧军。
　　从此，张柔便开始了作为蒙古重臣的南征北战，同时也趁势扩展了自己的地盘。到1232年，屡立战功的张柔被任命为汉军万户，成为一方“世侯”。
　　张柔是个天生的军事家，作战不拘成法，往往出奇制胜。如1218年，金朝真定主帅武仙率大军数万攻打他的大本营满城。此时张柔主力不在城中，守城将校只有数百人。张柔让老幼妇孺登城，虚张声势迷惑金军，自己则带领数百精兵出城偷袭，大破百倍于己的敌军，并一举攻陷完州（今河北完县）。日后跟随窝阔台汗攻金，跟随蒙哥汗伐宋，跟随元世祖忽必烈平叛、南征，这样的战绩还有很多。在众多汉人世侯中，只有他与史天泽被誉为“霸都”，也就是英雄和勇士。
　　身为张柔第九子的张弘范，充分继承了父亲的军事才能。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上）
　　
　　大元王朝，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相当特异的存在。
　　国家是人组成的，而一群人可以组成一个国家不仅仅靠生存考虑、地域范围或经济需求之类的纯物质的因素，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精神上的黏合。
　　在蒙古帝国崛起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主体思想”的。人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用“某某教”来命名某个国家。比如英、法和神圣罗马帝国，便是基督教国家，阿拔斯王朝、赛尔柱王朝自然是伊斯兰国家，西辽帝国、蒲甘王朝是佛教国家，而金朝、南宋、西夏、高丽、安南则是不折不扣的儒教国家——当然今天的世界也可以如此划分，只不过要换掉很多“主体”，新生很多“思想”。
　　而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开始兼收并蓄，帝国的重臣信仰什么宗教的都有，而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成吉思汗虽然笃信“长生天”，却并没有拿供奉长生天的萨满教来作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
　　之后的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无不如此，帝国在武力和政令上是一个整体，在思想上则五花八门，即使是大汗信奉的宗教也不能一家独大。
　　这样的情形也一直延续到元朝。
　　
　　如果说蒙古帝国的四代可汗在意识形态的兼收并蓄，是对这个问题比较懵懂，上没有意识到看似虚无缥缈的宗教要比金戈铁马更能有效的整合一个帝国。那么到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不仅仅是以可汗的身份，还要以皇帝的身份治理一个庞大帝国的时候，仍然坚持不进行思想上的统一，则是出于保持蒙古特色和务实的施政理念。
　　为了保持蒙古本色，就不能用任何一种现成的思想来整合帝国，这一点忽必烈非常清楚——蒙古崛起后，在文明上仍然落后于各个被征服国家，一旦独尊任何一种思想或宗教，都会迅速使蒙古人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对忽必烈来说，自己作为蒙古帝国大汗和大元王朝的皇帝，必须要确立蒙古本位高踞于所有意识形态之上，作为仲裁者，才能使得蒙古人不断进步且永葆本色。
　　同时，重视务实是忽必烈一生贯彻的信条。任何空洞或难以立见实效的东西都会被他弃之一旁，而只要是能够见实效，他会不管什么来路都立即为己所用。用人上如此，制度上如此，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儒家学说、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都被其所接受——
　　在灭亡南宋后，江南地区地方官学全部沿袭下来，至元二十四年，设立江淮十一道儒学提举司，专管儒学教育。而对于儒学教官，忽必烈时代专门设立各级教官，中央有国子学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地方行省有儒学提举司正、副提举，各路设教授、学正、学录，散府和上、中州设教授，下州设学正，县设教谕 。至元二十一年，还颁布了《教官格律》，专门规范管理各级教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完整的官办儒学系统，正是忽必烈时代草创并基本完善的；
　　委任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国师，此后萨迦派教主代代为国师，有元一代成为定制；
　　汉传佛教的各个宗派都受到恩赏，甚至曹洞宗大师福裕被赐予 “光宗正法”名号，之后更被追赐“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晋国公”的封谥：
　　道教各派也都被抚谕，正一道天师张宗演更被委任总领江南道教，不但享受信徒供奉，还吃着高额的朝廷俸禄；
　　掌管基督教的机构崇福司，秩从二品，级别相当高，而凡是基督徒集中的地区，如唐古特、汪古、大都乃至江南沿海等地，都有教徒自选以及罗马教廷派来的主教；
　　至于伊斯兰教，因为信奉者是在元朝享有极高尊荣的回回人，更是有专门的回回掌教哈的所，执掌回回人的刑名、户籍、词讼事务,独立于朝廷的司法之外，伊斯兰教徒还享有减免差役和赋税的权力。
　　
　　在当时的世界，人们往往因为信仰的不同的而成为死敌，任何国家的君主都不得不将宗教和政治有机的统一起来。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则自信可以在自己的统治下出现一个所有宗教和信仰都并立且都为自己所用的国家。这在当时，无疑是特立独行的。
　　谁也不能说百花齐放不是好事，但种类、品性不同的花所需要的土壤、气候殊异，要想使之共生共荣，就得有精致的花房。这种花房直到今天尚不能说已经完美的建立了起来，更不要说数百年前了。忽必烈及其子孙所统治的臣民主体毕竟是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汉人，其他的宗教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补充。以汉地为主要统治区域的元帝国，将儒教从独尊的地位上拉下来，和其他宗教摆在平等甚至较低的地位，汉人的精英们无法用自己千年来所熟悉的方式获取进身之阶，必然会积聚不满。当这不满遇到合适的的机会，比如天灾让普通百姓无法正常生活时，他们就会带着百姓们用血和火来宣泄。正如在基督教国家剥夺教士的特权，在伊斯兰国家剥夺毛拉或阿訇的特权，必然会出现极为可怕的结果。
　　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的实验最终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便是帝国的毁灭以及其后的两个朝代极力排斥着“百花齐放”——既然要吸取教训，那矫枉就必须过正了。
　　
　　不过，元王朝在后忽必烈时代，本有很大的可能向着之前的北魏或之后的满清方向前进，虽然这种可能最终未能实现，却成为贯穿有元一代的一条隐线。
　　一条汉化、儒化，始终与忽必烈的“内蒙外汉”，一国多制纠缠较量的隐线。
　　这条隐线以忽必烈藩邸和“金莲川幕府”中的汉人儒士为发端，以元惠宗和脱脱发起“更化”为结束。而使之巩固并贯穿整个元朝统治期，则是在世祖忽必烈一朝以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斗争。而在历史的记述中。汉法派总以“忠臣”面目出现，而理财派则顶着“奸臣”的帽子登场。
　　
　　其实，抛开一分为二的武断，其实汉法和理财本不矛盾。行汉法也要理财，国家没有良好的财政自然无法运转。但理财是为了安定和发展，如果以理财为手段，又以理财为目的，一切唯利是图，且不讲“开源”——想办法发展生产而生财，只想“截留”——在现有状况下加紧搜刮，那便是祸国殃民，属于竭泽而渔了。有人把阿合马等人归为“回回法派”，说回回法和汉法决然对立，并不准确，回回法相对汉法确实重利，但也自有取之有道的生财方法，否则当年的阿拉伯帝国何以繁荣昌盛？
　　但儒家思想的主流一贯强调“藏富于民”，反对开源，提倡节流。所谓利源一启便 “不可复塞也”，认为兴一利就会生十弊。因此君主应该节用，而不应该总想着生财，在根本上与忽必烈的资金需要有极大的抵触。那么凡是迎合忽必烈而以理财为要务的，便会被儒者视为“理财奸臣”。
　　不过，人是复杂的动物，由人设置的政治更是复杂的游戏，在复杂中区分是非黑白，往往并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要说理财派之肇始者，却是一位汉人儒臣王文统。
　　王文统，字以道，或云号云臾，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是金朝曾进士。 “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 。
　　前文说过，金朝在蒙古军的连年进攻下，对河北、山东等地的控制逐渐崩溃，各地豪强乘时而起，且纷纷投降于当蒙古而成为世侯。王文统便来往于各个世侯之间，“以游说遍干诸侯”，但并没有马上遇到伯乐。直到见到益都行省李璮，才算有了知音，“璮与语，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 。
　　王文统不但学问很好，而且极为善于理财，在他的帮助下，李璮的财政状况在所有的世侯中是最好的。王文统也随之名噪一时，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就谈到他，十分赞赏。虽然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但也对其才干没有异议。刘秉忠和张易也对忽必烈举荐说：“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
　　中统元年四月，刚登上帝位的忽必烈设立中书省，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一下子高于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人。
　　从一个世侯幕僚一跃而成为帝国宰相，王文统自然对忽必烈感激涕零，上任后，将自己的才学倾囊献出，操持国事不遗余力，“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
　　中统元年五月，王文统主持建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规定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是“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七月，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燕京行省，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
　　中统二年初，行省颁布新政条例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作出明确规定。三月，王文统又上奏设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高度完善了帝国政治制度。
　　同时，王文统还下大力气对钞法进行改革。针对从窝阔台汗时代开始的币制不统一，各地都发行钞币的混乱局面，王文统主持在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发行新钞取代旧钞，最重要的是不能“一刀切”，让持有旧钞的百姓蒙受损失。在钞法改革上，王文统的作为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分析利弊，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通行海外。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商人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茶（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纸币与当地货币折价使用， “甚便民”。
　　王文统为相，兢兢业业，勤恳任事，对于国政民政都有不凡贡献。而尤其难得的是其人并不擅权，处理政务从不独断专行，而是虚心听取下属和同僚意见，采取最为行之有效的政策，“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云”。这样的宰相，原本可以以“贤相”之名载入史册的。
　　
　　可惜，王文统因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恩，便难免会有迎合主上的作为。元朝建立之初，战争不断，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身为宰相，要为主分忧，不能让皇帝打仗没有粮饷，奖赏有功之臣手头拮据。王文统自然以理财为头等大事，既是“头等”，则主张重利，凡是以利为先。这就严重触动了正统儒臣们的道德底线。
　　以许衡、姚枢、郝经、窦默为代表的儒臣之所以忠心辅弼原本被称为“夷狄”的蒙古皇帝忽必烈，就在于忽必烈附会汉法。一改蒙古帝国时期的杀伐攻略、横征暴敛，颇能以民为重，义以利先。这样的人成为中国之主，才有可能建立继承他们心中的自古传承的正统王朝。他们也就会以名臣跻身于煌煌史册。
　　可忽必烈毕竟是“附会”汉法，虽然并非如祖先那样用纯粹的蒙古传统来“以夷变夏”，却也并非如北魏孝文帝那样完全抛弃本民族一切文化特征来“以夏变夷”。他是希望建立一个内核仍保持蒙古传统，而外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来重塑一个国家。汉法派希望的那种“独尊儒术”的状态并不在忽必烈的考虑范围之内。
　　因此，虽然王文统也是儒士，但其人专注于法家和纵横家之“术”，凡是只讲究实效，并不关注于“义在利先”这样纯粹道义问题，再加本身能力非凡，自然深受忽必烈信任，以新进官员迅速凌驾于那些早已跟随忽必烈左右的儒士之上。这样，无论从思想主张还是个人利益来说，汉化派迅速成为王文统势不两立的政治敌手。
　　
　　
       
当王文统被委任为平章政事，窦默便上书忽必烈直接对王文统进行抨击：“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 ，但忽必烈没有听从。之后，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并认为当宰相的最佳人选“无如许衡”。可忽必烈认为许衡并没有宰相之才，对他们的话置若罔闻。
　　深谙政治纵横之道的王文统，自然也不会屡受攻击而不还击。但窦默、姚枢都是忽必烈藩邸旧人，与忽必烈感情很深，许衡又是当代大儒，忽必烈虽并不重视他，却很看重其在朝野的影响力，进行直接的反击不会奏效，只能采用迂回。于是，便表奏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看起来是抬高三人身价，但其实是减少甚至隔绝了三人在忽必烈身边的机会，“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
　　窦默、姚枢已经看出自己不可能扳得倒王文统，决定顺坡下驴，以此避祸。可许衡认为还没有正式册立太子，太师、太保、太傅从何而来？于是三人退回诏书，拒不领命。忽必烈于是改任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仍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授国子祭酒。不久，已经感觉无所作为的窦默、许衡辞职回乡。王文统轻描淡写地扫除了威胁。
　　
　　自己能力出众，又深受皇帝信任，而且还能做到出世圆滑。王文统不说能终身显贵，当个十年八年的太平宰相原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可惜，人的一生并非全由自己掌握，往往会因与自己并不相关的事改变命运。正当他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场突如来的大变立即将王文统推向了万劫不复。
　　这场大变便是山东李璮之乱。
　　
　　李璮是王文统的女婿，又是“故主”。他在忽必烈艰难的时刻掀起反旗，对忽必烈的打击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理上都十分巨大。而王文统也无可避免的会被怀疑。
　　在李璮正式叛乱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张宏就曾经向忽必烈揭发李璮谋逆的十条罪状，其中便牵涉王文统，所控罪状可说刀刀见血：
　　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这是帮助李璮储备军需；
　　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发中统钞到济南买物——这是没有将李璮的地盘纳入朝廷的经济体系；
　　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这是在侵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满足李璮自己的财货用度，也是为谋逆的奠定资金基础。
　　张宏在奏章上明确写道：“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的批复则是事属机密，但令勿泄 。
　　忽必烈并非不察觉李璮的种种不轨，但一方面因为要应付对阿里不哥的战争，不想让南方出事。另一方面也是处于对王文统的信任。
　　但李璮个人野心膨胀，终于于中统三年二月三日在外无襄援，内无策应之下发动叛乱，并迅速陷入到困守济南孤城的绝境。他昧于大势的一意孤行，确实是自取灭亡，却无端连累了老岳父王文统。
　　
　　
       
　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写了书面的材料呈上，具体内容没能见诸史书，只知道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王文统并没有承认“教璮为逆”的指控。
　　但这时，李璮派人将王文统曾写给他的三封书信送还，被巡逻兵截获，送到世祖面前。忽必烈“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一句，“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无论《元史》还是《新元史》，对于这次审讯过程都语焉不详，疑点百出。王文统呈上的交代材料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李璮会把王文统写给他的书信送还，还正好被“逻者所获”？王文统给李璮的书信，内容是什么，是串通谋反还是确如他所说“姑迟其反期耳”？
　　疑点多，且无其他旁证，我们只能存疑。但忽必烈却并未存疑，已经认定王文统谋反证据确凿。于是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人，把上述三封书信给他们看，问“文统当得何罪？”窦默、姚枢是王文统的政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刘秉忠虽然一直是王文统的支持者，但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也必须站在正确立场上。于是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所谓“无将”，出自《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只要是企图叛逆就该杀。武将张柔更是干脆说“宜剐”！忽必烈让大家“同辞言之”，也就是统一口径，于是都说“当死”。王文统的命运就此决定。
　　是年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及其子王荛以同谋之罪被诛杀，元朝初年的王文统时代迅速落幕。
　　
　　王文统与窦默、姚枢、许衡等人的政争。虽可算理财派与汉法派之争的开端，但王文统本人并非嗜利无行的佞臣，其当政时的种种举措对民生也极为有利。他自己其实只能算是汉法派中较为务实的一份子而已。儒化极深的太子真金虽深受老师窦默、姚枢的影响，但对王文统也很认可尊重 。如果由他长期秉政，其实并不妨害元朝日后走上汉化的道路。他被李璮牵连而死，忽必烈“始疑书生不可用”，纯粹以理财为要务且丝毫不关注民生的阿合马等人才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也就是说，王文统时代，理财派与汉法派所争不过是原则上的细节，外带一些自身名利的争夺。到了阿合马时代，两派的分歧就直接触及到了原则问题，以至于争斗更加波谲云诡，血雨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