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 作者：班布尔汗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中）
　　
　　王文统之死，对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法派来说，不仅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产生作为儒生不再被忽必烈所信任的忧虑。
　　虽然忽必烈的“始疑书生不可用”，并非完全排斥汉法派，彻底摒弃附会汉法所建立的制度，但对于儒士们来说，想在忽必烈时代实现大元王朝的全面儒化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继承忽必烈的第二任皇帝。
　　也就是现在的太子 ——真金。
　　
　　无论是北魏、辽、金，还是后来的满清，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往往要经过一两代，甚至三代以后才会有基本上抛弃草原民族的彪悍性格，而以文弱形象出现的帝王。而元朝，却在忽必烈之后就差点出现了与草原上的祖先，甚至和父亲都完全不同的继承者，这便是忽必烈的嫡长子（实际上嫡次子，长兄早逝），后被追封为裕宗皇帝的真金太子。
　　真金太子的母亲是察必皇后，出身于与黄金家族世代联姻的弘吉剌部，从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到成吉思汗的妻子勃儿帖，都是出身于这个部族，真金的蒙古血统可说相当纯正，可除了血统，在他的一生中，可说很难找出一点和祖先相似的地方了。
　　
　　蒙古人之所以能够从弱小松散的游牧部落成长为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在于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全民皆兵政策。每个男子都要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男孩还没有学会走路就要先学会如何驾驭马匹，只要能够顺利长成，一个十五岁的蒙古男子便已经是弓马娴熟，吃苦耐劳而又无惧死亡的战士。而蒙古帝国之所以可以数代保持旺盛的征服欲望和超强战斗力，则在于历代贵族也要经历这样的残酷训练，成吉思汗的儿孙辈，些许并不能都成为军事家，但无一不能横刀立马，冲锋陷阵。
　　到了第四代，这样的遗传稍有减弱，但总体上还保持着马背民族的特征，而真金却极不协调的出现在了黄金家族的第四代之中。
　　
　　首先，他的名字便和兄弟们不同。忽必烈有十二个儿子，嫡子四人，除真金外，分别叫朵儿只、忙哥剌、那木罕；庶子八人，分别为忽哥赤、爱牙赤、奥鲁赤、阔阔出、脱欢、忽都鲁帖木儿、忽里带和铁蔑赤。全都是正宗的蒙古名字，只有真金，用的是如假包换的汉名。
　　真金的名字，是第一个接触蒙古贵族的汉传佛教禅宗高僧海云法师所起。真金出生于公元1243年，正赶上海云法师到和林传法。海云法师是得道高僧，他的这次北游记，给了忽必烈两样宝贝，一个是此时还是他的小沙弥，日后被留在和林，成为忽必烈首席谋臣的刘秉忠，另外一个，便是给新出生的王子取的这个“真金”的名字。
　　也许，一个名字并不代表什么，但从汉地而来又为王子取汉名的海云法师确实是将附会汉法之风吹进了忽必烈的心中。于是，随着法师北上的脚步而降生于人世的真金也走上了完全不同于所有兄弟的道路。
　　1250年，真金只有七岁，忽必烈便命姚枢为真金的老师，专门教授儒家经典。姚枢本就是忽必烈身边强烈推进行汉法的中坚人物，得到这么个培养汉法第二梯队的机会，自然使出浑身解数言传身教，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 ，在他的教育下，真金很快便学完了《孝经》，儒家的义理也逐渐在幼小的心灵中扎根。
　　1253年夏，到真金十岁时，启蒙老师姚枢要追随忽必烈南下攻打大理国。仗要打，可皇子的学业不能耽误。于是忽必烈又命另一位儒臣窦默继续教授真金。小孩子习惯了一个老师，突然换人难免要闹情绪。忽必烈赐给窦默自己随身的玉带钩，并特意嘱咐道：“此金内府物也，汝老人，佩服为宜。且太子见之，与见朕无异，庶几知所敬畏。”这和尚方宝剑一样，要真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尊重老师。但毕竟真金已经是现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年纪了，只有一位老师已经满足不了教学需要，于是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作真金的伴读，算是窦默的“助教”。
　　虽然姚枢、窦默都是很称职的老师，但要说对真金影响深远的，则是王恂。这位与郭守敬齐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经学的儒者。因为是伴读，给真金的感觉不像老师那么严肃，陪伴真金时间又长，而且“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 可说是关系极为紧密。这使王恂得以“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以正道经书”辅翊。这样教学方法属于启发式，最能抓住学生的心。真金得以独立思考，以儒家思想来分析问题，经常和王恂讨论尝问“历代治乱”的原因，王恂则“以辽金事近接耳目，即为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盖二十万言上之” 。
　　在三位大儒的熏陶教导之下，真金离草原上的金戈铁马、祖先们的豪勇善战越来越远，而三纲五常、微言大义、诗书典册则慢慢融进了他的血液。
　　于是，我们在史书中便看到了一个情感丰富，仁慈孝友，而略显懦弱的王子。父亲“违豫”，便会“忧形于色，夕不能寐”，母亲“暴得风疾”，“即悲泣” 。
　　而在与臣子们讨论论立身处世之道时，也不再以祖先的教导为唯一真理。一次与撒里蛮、伯颜、札剌忽等大臣谈话时，真金谦虚地说道：“吾属适有兹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闻之。”
　　王子发话征求意见，臣子们自然把最拿得出手的见识奉送。撒里蛮说道：“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伯颜道：“皇上有训：欺罔盗窃，人之至恶。一为欺罔，则后虽出善言，人终弗信；一为盗窃，则事虽未觉，心常惴惴，若捕者将至。”札剌忽曰：“我祖有训：长者梢，深者底。盖言贵有终始，长必极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辍也。”
　　三位大臣一位说太祖，一位说当今皇上忽必烈，一位干脆说自己的祖父。都是符合尊奉祖先和老人经验的蒙古传统。可真金却说道：“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把孔子的话和皇帝老爹的圣训等同，在蒙古贵族当中也算是石破天惊了。
　　龙生九子，各有禀赋不同。真金的其他兄弟也在父亲的指令下跟随汉儒学习儒家文化。比如说董文用就是那木罕、忽哥赤的汉学老师，李槃是忙哥剌的说书官，高道是那木罕的讲书官。但这些皇子虽然不能说对儒学完全免疫，也不过是作为业余生活的调剂，如真金这样学到骨子里的一个也没有。真金随之成为元朝皇族中附会汉法的旗帜，汉人儒士以及儒化极深的勋贵都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他周围。
　　中统三年（1261年）十二月，忽必烈封十八岁的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设立是附会汉法的重要内容，真金没到二十岁便掌管枢密院，除了他是嫡长子外，更在于他的深谙儒道。真金执掌大权，自然为儒臣们所兴奋，他们不但全力赞襄，而且积极为真金某得更多权位。四年八月，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儒臣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这可说是在奠定真金日后的太子地位。
　　
　　中统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终于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大元王朝无可争议的接班人。虽然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不再热心于推行汉法，但接班人是真金，汉法派也可安心等待了。
　　但汉法派们实在无法安心，原因就在于忽必烈对于回回人阿合马的宠信。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下）
　　
　　阿合马死后的帝国政局，俨然一派汉法派大行其道的景象。至元十九年四月，原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被任命为为中书右丞相，执掌朝政大权。和礼霍孙出身蒙古勋贵，曾任世祖宿卫大臣，其人深谙儒学，一上任便大力援引汉法派官员充实朝廷中枢。耶律铸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相，甘肃行省张雄飞为参知政事，张文谦任枢密副使，董文用为兵部尚书。
　　耶律铸是著名的耶律楚材之子，张文谦、董文用都是世祖藩邸旧臣，汉法派中坚，张雄飞是受“廉孟子”廉希宪举荐为世祖所任用的汉臣，其人清正廉洁，官声极好。这些人一个个身居高位，似乎那个汉法派众臣一律靠边站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太子真金也感到自己曾经许诺许衡的那个“道行有时”的时刻已经到来，一反常态的表现出对政治的热情，明白的指示和礼霍孙：“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沮挠，我当力持之。”对于身边的儒士何玮和徐琰也意气风发的鼓励道：“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
　　身边都是“自己人”，储君又明白表示全力支持，和礼霍孙再无顾忌，雷厉风行的对阿合马留下的政治遗产进行清理——为日后大行汉法铺平道路。
　　首先，“置黑薄以籍阿合马党人之名”，把已经拔除的阿合马党人全部列入黑名单，不但现在不用，将来也不用，以国家法律的形式避免那些重利不重义的家伙卷土重来。
　　其次，对阿合马生前掌管的户部各库以及盐运司、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等部门进行钩考，继续坐实阿合马名为为国敛财其实是祸国殃民的罪状。
　　第三，废黜阿合马所设的用于敛财的各种官署一百七十一所，什么司徒所、农政院、泉府司、四道宣慰司、诸道盐司、各地金银冶炼官署等等一律裁撤，在这些部门里任职的官员全部视为“冗官”，就地免职。
　　
　　经过这么一番整顿，朝野上下确实大有新气象。而和礼霍孙在自已为清理完障碍，准备对整个帝国的进行布局的时候，却发现地方官员普遍无法和中枢达成协调——要行汉法，光是中枢有儒臣是不够的，可地方官能够算儒臣的少之又少。
　　元朝开国以来，在西夏、金、宋时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便被废黜，没有科举，学习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便没有进身之阶——毕竟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可以靠游说来得官，何况游说是少数人才能玩得转的游戏。
　　于是，和礼霍孙向世祖进言，请开科举。
　　和礼霍孙原本以为，世祖让自己做宰相，又允许自己任用汉法派官员，对自己清算阿合马也采取默认，那么趁势改革帝国的选官制度，让饱读圣贤书的儒家子弟充实帝国官员队伍便应该题中应有之意。岂料，此疏一上，和礼霍孙的宰相官运便到了尽头。
　　
　　说到这里，不能不先插一句，说说忽必烈对科举制度的态度问题。
　　有人说世祖忽必烈不开科举，是为了扼杀中华文化，此言大谬。科举只是一种选官制度，并非中华文化的唯一载体，承载文化的应该是学校和书院，而忽必烈对于官学、书院的建设相当重视，这在前文已经说过了。
　　可是，对于儒学教育的重视却伴随着对科举制度的极端厌恶。忽必烈最讲究务实，而偏偏科举自隋代开始实行六百多年以来, 已经流弊众多，几乎成为华而不实的东西。广大读书人潜心于科场学问, 疲于仕途竞奔，竭心费神，在元朝学者胡祗遹眼中不过是 “记诵章句、训诂、注疏之学, 圣经一言, 而训释百言、千万言, 愈博而愈不知其要, 劳苦终身而心无所得, 何功之有!”
　　虽然所学“何功之有”，但“一个通过了文学考试而进士及第的考生, 总是最快地得到擢用, 而且有时在刚入仕途便已身居显位” 。这样的人大部分缺乏以管理国家各种实际事务的经验及处理紧急事务的能力, 更遑论统筹全局治国平天下了。无论西夏、金还是南宋，以经义诗赋录取的满腹经纶之士在蒙古大军的劲弩铁骑面前软弱无能，丧城失地以至于毁家亡国。于是乎，宋元之际的儒者，鲜有对科举有好感，忽必烈曾为开科举之事咨询大儒许衡，许衡直截了当的回答：“不能！”忽必烈颇为赞同: “卿言务实, 科举虚诞, 朕所不取。”
　　许衡是元臣，对于科举的态度还可能有迎合上意之嫌，而曾经和文天祥一起并肩作战，失散后隐居乡里的宋末词人赵文在其《学蜕记》中也认为没了科举实在是对读书人的大解放: “四海一, 科举毕。焉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壳而使之浮游于尘埃之外乎?”
　　没有科举，靠什么选拔官员呢？忽必烈时代对于官员的选拔主要靠推举和荫叙, 荫叙就是指老子当官儿子也可以当，这自然有很大的弊端，不过这样的荫叙只占官员很少的部分，《元史•选举志》记载: “诸职官子孙荫叙, 正一品子, 正五品叙。从一品子, 从五品叙。正二品子, 正六品叙。从二品子, 从六品叙。⋯⋯正七品子, 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 近下钱谷官。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荫叙, 达鲁花赤子孙与民官子孙一体荫叙,傍荫照例降叙。”儿子获得老子的荫叙，平均都要降五级使用，油水相当有限。
　　因此，推举便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手段。所谓推举，就是将“吏”推选为“官”。虽然人们一般把“官吏”并称，但在古代二者可相差甚远，官是经过科举出身由国家任命的政务员，而吏却只是非正途出身，在衙门里操持具体事务的事务员，不算国家编制，虽然能拿朝廷俸禄，却属于“不入流”。不过，吏的地位虽低，却很重要，靠读书考试成为官员的读书人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很拿手，却无法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真正做事的往往都是吏，要说对国情民瘼诸方面的了解，十个官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吏。
　　两宋时期，胥吏为士大夫所不齿，由吏入官是极个别，若是哪位不是考科举而是因为在吏的职位上做出成绩而升为官，便会被认为不是正途入仕，被人鄙视。可到了元朝，忽必烈讲究务实，既然吏是从基层干出来的，处理事务的能力自然出众，于是大开以吏升官之门，中下级官吏都要从令吏、司吏、通事、奏差等吏员中选拔。本来官与吏高下悬殊，属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这下很快就成了平起平坐的“哥俩好”——“曰官曰吏, 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 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情若兄弟, 每以字呼, 不以势分相临也。”
　　以吏为官，大量有实际事物经验的基层干部有了提拔升迁的机会，对于政府建设、政策推行自然大有好处，可这推举制度名为“制度”，却没有“机制”。一个胥吏要成为官员，能否被推举，没有固定的选拔模式，是否能力出众没有统一标准，这就出现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情况，通过人情关系、贿赂请托等手段获取推举就大行其道。而胥吏虽然粗通文墨, 但未经过系统的儒家教育，有术而不通“道”，大部分没有“八荣八耻”之类的价值观，他们为官之后, 往往比科举入仕的贪官更加巧取豪夺、寡廉鲜耻，所谓：“府州司县吏人幼年废学, 辄入吏门。礼义之教懵然不知, 贿赂之情循习已著, 日就月将。及至年长, 即于官府勾当, 往往受脏枉法, 遭罗刑宪。”
　　中国自古讲究“德才兼备”，德在才前，一旦拘泥，便会让大量迂阔无能之辈和伪君子进入仕途，而以吏为官，重术不重道，却又使得真小人充斥官场，在专制时代，这样的矛盾始终无法化解。可相对而言，无道德的人能力越大危害越大，与有道德却比较平庸的人相比，是两害相较不能取的“重”。
　　阿合马才能出众而道德败坏，他的政策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不能不说与以吏升官的推举制度大有应和。
　　
　　和礼霍孙请开科举，并非不知道科举之弊，但在没有更好的代替制度之前，科举确实是最不坏的选官制度。然而，身为蒙古人的和礼霍孙却忘记了，老皇帝忽必烈对于科举的厌恶，除了其不够务实之外，还因为这项制度会使得汉人迅速占据各级官僚体系，蒙古人、色目人要说学习子曰诗云如何是汉人的对手？当地方中央的官员大部分成了汉人，且不说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堪忧，自己想要坚持的“内蒙外汉”的体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土崩瓦解。在经过山东李璮之乱和暗杀阿合马事件之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越来越深，着这个时候提出开科举，无疑是逆老皇帝的龙鳞。
　　何况，和礼霍孙做了宰相后，光想着清除阿合马的影响和推行汉法，对于日益窘困的财政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整顿方法，也没有新的生财之道，“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 。阿合马在时，虽然结党营私，但生财有道，老皇帝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而和礼霍孙隐然有结党之嫌又不能从君所欲，现在又想实行严重动摇蒙古勋贵地位的科举制度，宰相当到头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皇帝有需要，而当朝大臣不能满足，那么可以满足的人便会取代他们。新一代的理财权臣的呼之欲出，也就成为必然。
　　
　　沿着阿合马之路前进的，倒并不是以经商著名的回回人，而是一个吐蕃人桑哥和一个汉人卢世荣。
　　第一个进入世祖视线的是桑哥。其人在《史集》中被说成是畏兀儿人，这应该是作者拉施特远在伊朗，听传言所做的记载，并不准确。他应该是 “出身于噶玛洛部落”的吐蕃人 ，也就是吐蕃帝国第五代赞普赤松德赞时代派驻脱思麻地区（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吐蕃军队的后裔 。在至元初年，帝师八思巴在脱思麻地区活动时，将其收为自己的侍从官。日后随八思巴来到大都，因见识广博，很得八思巴喜爱，因此有很多机会代表八思巴到世祖驾前奏事。桑哥口才很好又见多识广，每次奏对都很符合世祖的心意，世祖一高兴便向八思巴提议，将桑哥留在自己身边任职。
　　桑哥“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因此颇受重用，不久便成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宣政院前身）。相对于阿合马除了理财别无所长，桑哥倒是个多面手，不但具有语言天赋，理财本事超群，而且颇有军事才能。至元十七年，西藏的第二任本钦贡噶桑布与八思巴意见不合，造成西藏地方骚乱，桑哥受世祖之命率军进藏平乱。
　　这“本钦”本是八思巴执掌的佛教萨迦派掌管世俗事务的官员。忽必烈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后，将卫藏十三万户作为灌顶的供养奉献赐给了八思巴，并赐予萨迦本钦“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头衔，建立了萨迦政权，本钦于是就成了西藏最高行政官。第一任本钦是释迦桑布，在至元五年（1268年）病死，贡噶桑布继承其位。贡噶桑布担任本钦时，八思巴正在大都，因此贡噶桑布凡事独断专行，其所作所为被八思巴得知后，便免去了他的官职。可贡噶桑布虽然退居二线，影响力仍然很大，其党羽对八思巴指定继承人的决定不满，引起了骚乱。世祖向桑哥问计，桑哥提出西藏山谷险峻，难容大军，派兵不可过多，于是世祖给他十万部队。桑哥率军进藏后，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贡噶桑布，稳定了局势。之后，他主持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对西藏的长治久安颇有贡献。
　　
　　有了战功，又“好言财利”，这样的人自然被世祖看重。回到大都后，桑哥权势愈加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按说，这时候桑哥该以自己理财本事获得更大的权力，争取入主中枢，混个宰相当当。可阿合马的殷鉴不远，桑哥还需要有人来做个试金石，为自己蹚蹚道。
　　这个人得是自己人，理财思想要和自己差不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在成为宰辅后仍不能脱离自己的控制。
　　于是，一个名叫卢世荣的汉人在桑哥举荐下，面见了世祖忽必烈。
　　这个卢世荣，名懋，世荣是他的字，河北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卢世荣以贿赂得官，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此人是汉人，而且是“阿合马党人”，即使得势，无论蒙古勋贵、汉人官僚还是色目官僚都不会把他看成自己人，他能依靠的只是皇帝还有在皇帝面前具有发言权的桑哥。而卢世荣的理财思想与桑哥很契合，做蹚道兵最合适不过。桑哥对世祖谏言道： “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世祖正愁没有理财之臣，听到桑哥举荐，便诏卢世荣“奏对称旨”，这一奏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老皇帝立即有了更换宰辅的意思。
　　其实要换宰相。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但老皇帝还想让和礼霍孙等儒臣输的心服口服，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卢世荣廷辩。卢世荣能言善辩，把理财之道说得井井有条，和礼霍孙等人虽然并未理屈却陷入词穷，结果辩论失败，均被罢官。在同年三月，曾经中书右丞相安童在被窝阔台汗国可汗海都俘虏八年后释放回到大都，他虽然接受了海都授予的官职，但因为海都也是黄金家族成员，并没有被看做“失节”，仍被世祖重用，借着这次官员调整，再次成为中书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仪中书省事。
　　安童本是汉法派中坚，但吸取上次与阿合马争斗的教训，已经不再讳言财利之事，再加上毕竟政治上有污点，需要尽快向皇帝表忠心，于是全力配合卢世荣。上任次日，便与卢世荣一起上奏：“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例皆奏罢，其间岂无通才？宜择可用者仍用之。”起用前河间转运使张弘纲、撤都丁等多人，受命理财。和礼霍孙想让阿合马党人永世不得翻身的企图终于未能达成。

家务事引起的“世界大战”
　　——元与其他蒙古汗国的合纵连横（上）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生存的世界陆地面积有多大？即使是小学生也会说句“简单”，只要把人类所划定的七大洲的面积加起来，便会得出答案——约一亿四千九百万平方公里。
　　而如果把这个问题的提出时间上推八百年，到元朝时代，那答案的数字就要小得多，只有约八千四百万平方公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面积约二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北美洲，面积约一千八百万平方公里的南美洲，面积约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大洋洲和面积约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南极洲都还没有被发现。虽然在美洲已经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但对当时其他洲的居民来说，相当于我们日后可能会发现的外星人。至于大洋洲的土著和南极洲那些可爱的企鹅们，更是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存在。
　　对当时的人类来说，即使遍游天下的旅行家，心目中的世界也不过是欧洲、亚洲和非洲。人们所知道的文明，人们所了解战争，人们所争夺的利益，都集中这几块土地上。
　　
　　随着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的平凭空崛起和疯狂扩张，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当时人们所知世界的土地有近一半在蒙古人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元、窝阔台、察合台、金帐、伊儿五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但在这时因为中央大汗传承的问题，开始了绵延数代的你征我伐。而因为这五大国都是当时的世界强国，无数小国和其他中型国家也被卷入他们之间的争斗，在那个时代，因为黄金家族之间的家务事，却引发了数十年之久的“世界大战”。
　　以蒙古帝国大汗汗位合法继承者自居的元朝，在这规模空前的家务争端中，自然而然处于矛盾的焦点，一系列的战争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外交的合纵连横，元朝的历任皇帝都自觉不自觉的成为主角。
　　
　　就如要介绍众所周知的“一战”和“二战”要先说明白参战双方的国家是谁一样，介绍这场世界大战也要从双方选手开始说起。但要一下子说明白谁执黑谁执白却并不容易，因为在漫长的战争过程中，各个国家经常会因为自己的需要转换阵营，更换盟友，一会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一会又是肝胆相照的友邦，所谓朝秦暮楚，在那个时代是各国首脑的必修课。
　　而要说一贯比较有原则的，倒是元朝，因为他是老大，虽然比起蒙古帝国时期差了很多，但也是老大——和我打交道，必须以承认我是老大为前提，否则没得谈。
　　何况，整场战争就是从争老大开始的。
　　
　　公元1259年七月，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首脑，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在南征南宋之时暴死于重庆金剑山温汤峡。在他死前，整个世界只有一极，那便是不知疲倦四处攻略的蒙古帝国，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其相提并论。如果蒙哥汗不死，蒙古铁蹄还要踏破什么地方，恐怕只有天知道。
　　然而，随着蒙哥汗之死，随着因他的死而导致的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庞大的帝国瞬间分裂，再也没有一个让众人服帖的中心领导那些骄兵悍将对外征服，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迅速枪口朝内，对自己的亲兄弟、堂兄弟虎视眈眈。
　　
　　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帝国的东部激战之时，分布在帝国中西部地区的实力派们都在冷眼旁观，他们不知道谁会胜利，甚至也未必会在乎谁会胜利，他们更多要考虑的，是自己该怎么走下去。
　　但有一点他们是明确的：世界再不会回到父祖们的时代了。
　　
　　让我们自西向东，依次说起。
　　首先是最西边的旭烈兀。
　　1253年，旭烈兀奉蒙哥汗之命率十五万大军西征，目标是在里海以南山区险隘处已经存在一百余年亦思马因宗教国。这个神秘的刺客之国竟然曾经派出四百人的刺客团企图刺杀蒙哥汗，把蒙哥汗弄得每天穿着连环锁子甲上朝以防不测，作为弟弟自然要为大哥出气。而同时，在西亚还有富庶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叙利亚苏丹国，再往西还有埃及。那里的财富更吸引人。
　　1256年，旭烈兀率大军渡过阿姆河。
　　从是年6月开始，旭烈兀展开了一系列残酷的征服战争。是年11 月，亦思马因宗教国末代教主鲁克赖丁•库沙走出宫府麦门底司堡向旭烈兀投降。这个曾让无数英雄人物谈之色变的刺客之国在旭烈兀展开的对亦思马因派教徒的大屠杀中宣告灭亡；
　　1257年9月，旭烈兀大军逼近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 1258年 2月10日，在巴格达守军伤亡几尽的情况下，谟斯塔辛带领儿子、官员、贵族3000余人出城投降。旭烈兀将哈里发家族全部处死，并纵兵大掠，世界名都巴格达几乎成为废墟，存在了五百年的阿拔斯王朝至此终结；
　　1259年9月，旭烈兀率军进入叙利亚， 1260年4月占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苏丹纳昔儿逃奔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叙利亚苏丹国灭亡。
　　接着，旭烈兀开始着力准备进攻埃及，为了扫除后顾之忧，旭烈兀派军扫荡小亚细亚，击败巴尔干诸国联军，巩固了与亚美尼亚王国、安条克公国、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的藩属关系，并命汉将郭侃渡海，攻陷富浪 (今塞浦路斯岛)。
　　然而，正当旭烈兀准备跨国西奈半岛，进入非洲的前夜，帝国的中心传来消息——蒙哥大汗在攻打南宋时去世。
　　作为前方统帅，又是蒙哥汗的亲弟弟，旭烈兀立即下令班师回国，只留下两万军队交给大将怯的不花，镇守叙利亚，并负责攻略巴勒斯坦和埃及。
　　
　　可是，当旭烈兀进入伊朗后，便接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已经同时称汗互相攻伐的消息。而在他身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苏丹忽都思率领十二万大军攻入叙利亚。留守叙利亚的怯的不花率军迎战，结果在艾因贾鲁一战中，两万蒙古骑兵全军覆没，怯的不花战死。埃及军乘胜进击，占领了叙利亚全境。各地区的蒙古官员被杀，留在叙利亚的一般蒙古居民退到鲁木地区。
　　旭烈兀审时度势，决定留在伊朗静观其变。以“伊儿汗”为名控制伊朗、阿塞拜疆、小亚细亚的总督和将军们，“其势足以自帝一方” 。伊儿汗的意思是“附属的汗”、“臣属的汗” ，旭烈兀算是非常维护蒙古帝国统一的人了。
　　可旭烈兀想“静”观，有人可不答应，那便是金帐汗国的可汗——别儿哥。
　　
　　我们再说说金帐汗国的情况。
　　在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后，成吉思汗将新征服的土地分封给了三个儿子。长子术赤的封地囊括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刺子模和康岭等古国的领土。这个封国被称为“术赤兀鲁斯”，也就是术赤汗国。
　　1225年，术赤病逝，次子拔都承袭汗位。 1235年，作为蒙古帝国“长子西征”的统帅，拔都统领各家的长子们率大军一路攻伐，连续征服俄罗斯诸公国，破波兰、日耳曼、条顿骑士团联军，抵达多瑙河畔，攻陷匈牙利首都佩斯，直到窝阔台汗去世的消息传来，才引军东还。
　　回到封地后，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今天俄罗斯的谢里特连诺耶修建“萨莱” 城作为自己的都城，因为日后还有一个名叫“萨莱”的城市出现在伏尔加河流域，因此这座城市被称为“拔都萨莱”。以“拔都萨莱”为中心，拔都整合父亲的遗产和自己这次新征服的土地，建立了“金帐汗国”。不过，其实拔都的封国还应该叫做“术赤汗国”，但因为其日后的历史大部分为俄罗斯人记载，而俄罗斯诸城邦的大公们按时向可汗缴纳贡税和述职的时候，都是在草原上金顶大帐中拜谒可汗。久而久之，金顶大帐给他们的印象刻骨铭心，“金帐汗”便成了拔都以后所有可汗的通称，“术赤汗国”也在俄罗斯编年史中成了“金帐汗国”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拔都在1255年去世后，他的两个信奉基督教的儿子撒里答、兀剌黑赤先后被蒙哥汗指认为继承者，但都在一年当中去相继去世。这么凑巧的事情，恐怕只能用“奇迹”或者“阴谋”才能解释的通。随着两个王子的死，拔都的弟弟，信仰伊斯兰教的别儿哥继承了哥哥的汗位。拔都的两个儿子因为死得早，所以看不出能力如何，别儿哥上位的原因虽然可疑，但他却是个相当称职的可汗，若不是后来蒙哥汗暴死，他也许可以继承哥哥遗志，再次攻进欧洲腹地去。
　　在旭烈兀西征之时，别儿哥汗奉大汗之命出兵相助，帮了旭烈兀不少的忙。按照，蒙古传统，下来的土地大要交给大汗按功劳分配，别儿哥汗满心等待着能够分到商业繁盛，人口众多，还有着木甘草原的阿塞拜疆。同时，在出兵帮忙时，别儿哥汗还拜托旭烈兀，在打下巴格达后，千万不要杀死哈里发。因为哈里发是伊斯兰教徒的“教皇”，土地可以占，财宝可以抢，教皇可不能杀，这是伊斯兰教徒别儿哥非常在意的。
　　可没想到，旭烈兀打下巴格达后，压根没把这位堂兄的话当回事，一口气把哈里发家族斩尽杀绝。别儿哥汗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这位异教徒堂弟抓来剁了，可大汗蒙哥那边没发话，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待到蒙哥汗去世，旭烈兀“自帝一方”，对阿塞拜疆这块肥肉更不愿意松口，别儿哥汗没有了大汗的制约，决定对这位堂弟大打出手了。
　　可传统的力量还是强大的，别儿哥汗虽然已经准备好教训旭烈兀，可毕竟中央动态不明，作为帝国屏藩，他还不能贸然动手。
　　不过，有人可要比别儿哥汗决绝的多，属于那种早就心怀异志，终于找到机会的人。
　　这个人便是窝阔台汗国之汗 ——海都。
　　
　　窝阔台是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便确定了他的继承人身份，可说是相当显赫。可就是因为这种显赫地位，使得他在获得封地的时候远远小于其他几位兄弟。
　　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皇太子窝阔台的都城，当其父统治时期，是他在叶密立（新疆额敏）和霍博（新疆和布克赛尔）地区的禹儿惕（份地），但是，他登基后，把都城迁回他们在契丹和畏兀儿地之间的本土……这个地方确实是他们帝国的中心。”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日后整个帝国都是你的，私有财产少点算得了什么？
　　可关键是窝阔台万没有想到，自己去世后，继承汗位的儿子贵由是个无能之辈，仅在位三年便死去，窝阔台家族从此失去了大汗之位。这下，当初那点封地就显得可怜了，以至于想要如当年的拖雷家族一般依靠封地实力对抗中央权威都无法做到。蒙哥汗即位后，立即对窝阔台家族进行严厉打击，流放诸王脑忽、失烈门；夺取窝阔台后裔掌握的原属大汗的军队和自己组建的武装。同时，将窝阔台诸王分迁各地：合丹迁于吉木萨尔，灭里迁于额尔齐斯河畔，脱脱迁于额敏，蒙哥都迁于河西永昌，海都被迁到海押立。经过一番整顿，“窝阔台兀鲁斯”等于国除。
　　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窝阔台系其他宗王只求自保，不敢反抗。而作为窝阔台孙子的海都，却是个桀骜不驯的枭雄。对他来说，在祖父窝阔台汗、伯父贵由汗登基之时，所由宗王都曾宣誓，蒙古汗位要世代传承于窝阔台家族，拖雷系宗王也在其中。伯父尸骨未寒，拖雷家族便违背誓言夺取汗位，这是严重背叛行为。因此，在被迁到海押立之后，海都积极整备人马，暗中联络同系宗王和金帐汗国，随时准备掀起反旗。
　　蒙哥汗刚明雄毅，在位时牢牢掌握整个帝国，海都的反叛只能停留在计划上而没有机会实施。待到蒙哥汗死去，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兵戎相见，海都立即开始了行动。
　　在《元史》中，海都被描绘成不知进退的莽夫，其实其人极有谋略。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之初，海都实力并不强大，但他迅速表明立场，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并积极劝诱窝阔台系其他宗王与自己统一战线。打的旗号是维护蒙古传统，但实际上是促使拖雷系内讧，趁机恢复窝阔台系的势力。在他的折冲樽俎之下，窝阔台系最有实力的宗王，封地在原窝阔台汗国首都叶密立的贵由汗幼子禾忽改变了投奔忽必烈的初衷，归于阿里不哥麾下。
　　当阿里不哥与忽必烈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海都则通过种种手段，整合原窝阔台汗国土地，等到阿里不哥战败的时候，除了中原汉地窝阔台系宗王的封地之外，窝阔台汗国原有领土全部被海都所控制。
　　如果阿里不哥和忽必烈能够相持的时间长一点，海都的势力也许还会更为膨胀，但阿里不哥从自身素质、人才储备、物资补给等等方面都远不如忽必烈，一交手便一败再败，于是积极谋取察合台汗国的控制权。这本来算是好办法，然而他所倚重的阿鲁忽是个不亚于海都的枭雄，结果不但没能获得助力反而使得察合台汗国也趁机扩大势力，争雄中亚。家务事越发复杂混乱了。
　　
　　
       
察合台汗国从察合台时代的领土是西辽旧地，包括天山南、北麓与裕勒都斯河和玛纳斯河流域及今日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地区。但主要是草原牧场，中亚地区的城市和农业地区却属于大汗汗廷直辖。察合台原本要把汗位传给自己和父亲成吉思汗都十分疼爱的儿子莫阿秃干。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在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时候，年轻的莫阿秃干立功心切，战死在范延城下。
　　1241年，察合台病故，将汗位传给莫阿秃干之子合剌旭烈。除了莫阿秃干，察合台还有其他儿子，舍子传孙是统治者的大忌。结果合剌旭烈只当了五年可汗，在1246年继位的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贵由便借口不当舍子传孙，将他废黜，改立与自己友善的察合台第五子也速蒙哥为察合台汗国之汗。
　　贵由汗去世后，也速蒙哥与窝阔台系诸王一起反对选立蒙哥为大汗。这是典型的政治押宝，押中自然会钵满盆溢，可一旦押错就会血本无归。
　　结果，也速蒙哥满盘皆输，蒙哥还是成为了新任大汗。刚一即位，便命拥护自己的合剌旭烈回国复位。合剌旭烈在途中病逝，其妻兀鲁忽乃回到阿力麻里，出示大汗诏书，杀也速蒙哥，自任监国。
　　到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时，兀鲁忽乃监国原本冷眼旁观，结果阿里不哥派阿鲁忽回到察合台汗国，将她囚禁，夺取了汗位。
　　然而阿鲁忽可不是个甘居人下，不识大势的人，当他看到阿里不哥斗不过忽必烈时，便又倒向忽必烈。这个过程在前文说过，这里不再赘述。
　　忽必烈对阿鲁忽大加赏赐，阿鲁忽也积极对付阿里不哥，弄的阿里不哥顾此失彼，狼狈不堪。不过，阿鲁忽不会忠于阿里不哥，却也不会死心塌地的忠于忽必烈，去维护帝国的统一。他以察合台正统后裔自居，积极的想要扩充察合台汗国的疆土。
　　对忽必烈还不能翻脸，但自己西方的金帐汗国却似乎要好对付一些。
　　于是，阿鲁忽把眼光投向了金帐汗国控制的阿姆河以北之地。
　　
　　海都想背靠金帐汗国徐图发展恢复窝阔台汗国，别儿哥想教训旭烈兀，阿鲁忽想抢别儿哥汗的地盘，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恨不得把对方打得永世不得超生。这些各怀心腹事的兄弟们一点点把父祖留下的帝国推向彻底崩溃的深渊。
　　而当1264年阿里不哥的战败投降，忽必烈取得了“大汗”名位，事情似乎有机会再回到过去，他想召开新一届的“库里台大会”，让大家坐下来重新商议统一之事，确定自己合法大汗的身份。
　　可是，忽必烈忘记了，要想成为整个帝国的大汗，光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个会，被兄弟们口头承认为老大就算的。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蒙古帝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基础，在他和阿里不哥争位之时，已经不复存在。
　　从成吉思汗开始，历任大汗之所以能够在广袤的帝国上有效实行统治，并不仅仅是因为分封兄弟子侄为屏藩的分封制度，这种制度算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对距离中央较远的地区的有效控制，但时间一长，分出去的地，泼出去的水，封国们的独立倾向就会越来越严重。
　　成吉思汗时代，长子术赤便被怀疑在封国图谋不轨，成吉思汗甚至想亲自讨伐，要不是术赤恰到好处的病死，父子相残恐怕无法避免。贵由汗时代，金帐汗国可汗拔都不愿承认其合法地位，贵由汗也想亲自讨伐，结果在中途暴死，战争才没有爆发。仅仅两代，血缘关系还相当紧密时尚且不能避免同室操戈的倾向，到第三代，分离倾向简直就成为大势所趋。
　　因此，分封和集权并行一直是蒙古帝国的既定国策。成吉思汗各子都有自己的汗国，但各汗国的封地仍由大汗委以长官统管，诸子在其封地上只享有一定数量的赋入。其行政权、军事权很大程度还属于中央直辖。而没有分封给儿子们的土地和城市，则有达鲁花赤管理，直接向汗廷负责。到窝阔台汗时代，更是确定了行省制度，各行省的官员全部由汗廷委派，且不许世袭。
　　例如，蒙哥汗时代，别失八里等行省的行尚书省行政长官是马思忽惕；阿姆河等处行省的行尚书省是阿儿浑；伊朗等地，最高军事长官是绰儿马罕，他死后拜住接任，最高行政官是成帖木儿。这些官员都是直接受大汗汗廷委任，当汗廷有物资、军事等方面的命令时，他们要无条件服从。同时，这些穿插于各封国之间的行省，也是对封国的有效监视和制约。
　　然而，随着蒙哥汗之死，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只顾着互相攻伐，当初的一切行政关系全都乱了套。金帐、察合台、窝阔台的汗王们迅速吞并朝廷直辖的行省土地，当地官员要么被驱逐，要么服从于新主人，各汗国汗王一跃而成为自己封地的真正“国家首脑”。等到忽必烈降服弟弟，以为大势已定的时候，各汗国已经完全具备了独立国家的所有要素。
　　这个时候再来谋求统一，只能如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带兵打过去。
　　
　　1264年，当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个亲兄弟的战争尘埃落定之时，却是黄金家族各系堂兄弟们彻底撕破脸皮的开端。
　　家务事引发的世界大战，在这一年正式爆发。
　　

家务事引起的“世界大战”
　　——元与其他蒙古汗国的合纵连横（下）
　　
　　中统五年（1264）七月，阿里不哥投降于忽必烈军门，两汗并立的局面终于结束。但经过这多年的战乱，帝国已经在实际上陷入分裂，既然成了唯一的大汗，忽必烈迫切的希望能够迅速将还没有完全翻脸的兄弟们聚起来，维护住祖先的帝国。
　　他诚然倾向于汉法，诚然决定用定居方式实行统治，但他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够真正如祖父成吉思汗和大哥蒙哥汗一样，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的统治者而不仅仅局限于东亚。
　　
　　当中统五年改为至元元年后，忽必烈第一时间各汗国派去急使，召他们东赴蒙古草原，在祖先发祥地斡难---怯绿涟之域重新召开库里台大会。
　　当年在汉人谋臣和东道宗王的簇拥之下，忽必烈仓促召开库里台即为，是严重违背了祖父留下的规矩：第一，没有在蒙古故地召开大会；第二，没有召集所有宗王。他必须把这些程序补上，再召开一次由各系宗王参加的库里台，重新确立自己的大汗地位，并借这次大会扼制帝国分裂的趋势。
　　当然，为了给自己多些筹码，忽必烈也第一时间对亲弟弟旭烈兀进行了册封。正式册封旭烈兀为“伊儿汗”，指出“从质浑河岸（即中亚阿姆河）到密昔儿（即埃及）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 ——这要开起会来，老弟说话就不会名不正言不顺了。
　　同时，虽然没有承认海都为“窝阔台汗国之汗”，但忽必烈也送给他很多珍贵的礼物并邀请他来参加大会，不管怎么说，祖父四个儿子衍生出来的四大系代表都要来参加。
　　
　　情势原本相当不错。
　　金帐汗别儿哥接到旨意后表示：“合罕(忽必烈)、旭烈兀和全体宗亲们所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并同意参加大会。
　　阿鲁忽在倒向忽必烈后，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察合台汗国之汗的册封，见忽必烈来召，连忙表示：“我是未经合罕和兄长旭烈兀同意继承察合台之位的，现在全体宗亲们聚集在一起，正可判定我当否继位，如果同意我继位，我才可以发表意见” ，也表示愿意出席，当然出席的条件是得到册封。
　　旭烈兀本就一心向着哥哥，接到旨意后立即表示：“一旦别儿哥参加库里台，我们马上就来。”
　　事情如此顺利，忽必烈非常高兴，将开会时间定在了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虽然海都拒绝与会，但如果大会能够顺利召开，意义将是非同寻常的，这将表明蒙古帝国不会分裂，海都一个人再怎么扑腾，也是翻不起大浪的。
　　
　　然而，早就已经相互敌视的兄弟们，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终究不能避免刀枪相向。当忽必烈满心希望的等待兄弟们来开合家欢大会的时候，帝国西部已经烽烟遍地了。
　　首先动手的是金帐汗别儿哥，要说这位老兄很不地道，刚说完要赴会，还明白说了自己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可转过脸来便对旭烈兀下手了。
　　
　　 1264年，别儿哥汗首先派遣侄孙那海率军3万攻入伊儿汗国国境，旭烈兀也不客气，率军迎击，两军在打耳班交战。
　　这那海也算是个枭雄，后来在金帐汗国权倾一时，被欧洲人认为是“蒙古国王”，并在色雷斯大败拜占庭帝国皇帝迈克尔•佩利奥洛格斯。可这时候的他在堂叔祖旭烈兀面前还是嫩了点，两军一交战，便被旭烈兀打得大败。可旭烈兀的运气实在差，在企图从冰上重渡捷列克河时，因为没有事先检查河面的冰层是否够结实，大军走到一半，冰层便爆裂开来，很多骑兵被淹死。而那海也不失时机的收拢部队折回突袭旭烈兀驻军，原本就已经乱成一团的旭烈兀军顿时全面崩溃，士兵被杀和落水溺毙的不计其数，旭烈兀好不容易率残部逃出生天，差点把本钱全部赔光。
　　这次战争非常惨烈，双方士兵的尸体遍布荒原，河流为之变赤，连别儿哥看到惨况后都暗自祈祷：“让安拉谴责这个用蒙古人的剑残杀蒙古人的旭烈兀吧。”
　　不过旭烈兀毕竟也是卓越的战术家，经过惨败并未乱了方寸，而是迅速派遣部队巩固防线，守要地，扼要冲，防备金帐汗国军乘胜攻占自己的地盘。别儿哥想控制阿塞拜疆，但却无法攻破旭烈兀设立的一个个要塞，最终也是无功而返，两个堂兄弟谁也不能仅凭自己吃掉对方。于是，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与金帐汗国结盟，共同对付伊儿汗国，而伊儿汗国也与拜占庭帝国结盟对付金帐汗国。
　　 捷列克河之战，可算是这场世界大战的开端。
　　
　　大家都僵持着，谁也不好先动手，既然有人动手了，别人自然不再客气。紧接着出手的，便是阿鲁忽。
　　在当世的各蒙古汗国中，阿鲁忽的地位比较尴尬，别儿哥继承的是哥哥拔都的汗位，有着蒙古大汗的册封，旭烈兀正式得到忽必烈的册封，而他的“察合台汗”却是已经失败的阿里不哥册封的。为了弄个名分，阿鲁忽还不好和忽必烈较劲，他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了金帐汗国在河中的土地。就在别儿哥和旭烈兀在西方的达耳班打得血流成河之时，阿鲁忽率军挺进河中，兵锋直指金帐汗国在中亚的重镇——讹达剌。
　　这个讹达剌城曾经是花剌子模帝国的东部重镇，当年成吉思汗发动西征，就是因为此地的守将贪图财物杀害四百五十名蒙古商人。花剌子模灭亡后，讹达剌逐渐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重新成为商贸城市，蒙哥汗时期，这里是术赤系宗王宏吉阑的封地。
　　别儿哥正在和旭烈兀较劲，冷不丁背后被插了一刀，但却无法抽身，只能让驻守河中的部将率偏师抵挡。阿鲁忽的部队都是察合台汗国的精锐，身后又有理财高手麻素忽经营撒马尔罕、布哈拉所积累的巨额财富作为支撑，因此兵威极盛，在呼阑河中、下游一带把金帐汗国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几个月内，阿鲁忽横扫阿姆河以北以及呼阑河以东草原，将这里的金帐汗国势力一扫而光，刚繁荣起来的讹达剌城又被洗劫一空。
　　别儿哥本想着抢夺伊儿汗国的阿塞拜疆，结果除了把旭烈兀的部队杀伤不少外一寸土地也没得到，倒被阿鲁忽抢走偌大一块地盘，做了笔净赔不赚的买卖。可要说率军东进和阿鲁忽算账，又怕旭烈兀趁机报仇，西线再出事，真是进退两难。
　　不过，别儿哥在阿鲁忽身后也有自己的盟友，而且是很久的盟友，既然自己不能动手，便可以让这个盟友助拳。
　　这个盟友，便是海都。
　　
　　
　　海都从开始在封地谋划叛乱时，最大的幕后支持者便是金帐汗国的术赤系宗王，别儿哥即位后更是非常关注海都的所作所为。在阿里不哥和忽必烈的争位战争尚在相持阶段时，别儿哥便与海度常有使臣往来，如今河中领土沦丧，自己又无法亲征，而海都也急于扩充自己的势力，正好可以利用。于是，别儿哥派人给海都送去大量给养辎重，请他出兵攻打阿鲁忽，并许诺，只要海都打败阿鲁忽，自己便承认海都对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权，以他为察合台汗国之汗。
　　海都本就不承认拖雷的子孙来当蒙古的大汗，虽然别儿哥要封自己为察合台汗的做法属于僭越，对他来说完全无所谓，能够得到物资支援，在这个大混乱的时代建立的自己的霸业才是最重要的。在得到补给后，海都迅速采取了行动，向着阿鲁忽的背后狠狠的刺了一刀，发兵猛攻察合台汗国。
　　阿鲁忽还没从捡便宜的喜悦中缓过神来，便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恼怒之下率军迎击，与海都大战两场，先败后胜，算是打成了平手。海都未能如别儿哥所愿打垮阿鲁忽，而阿鲁忽也无法解除海都对自己的威胁。东部的兄弟之战与西部一样，各有胜败，陷入对峙。
　　
　　自己发出的圣旨墨迹未干，兄弟们同意与会的承诺言犹在耳，同室操戈的大战便此起彼伏，在1264这一年，忽必烈想必被愤怒、无奈的情绪所包围吧。可兄弟们虽然互相打得难舍难分，毕竟没有公开反对自己，想要率军前去做个和事佬也没有借口，他只能盼着大家打累了再出面。
　　可是，忽必烈却没有机会再把兄弟们召集起来开会了。不知道是上天的安排还是命运的捉弄，别儿哥、旭烈兀、阿鲁忽三个冤家竟然在1264至1266年之间相继病逝，时间差不超过一年。他们的位置分别被别儿哥的侄子忙哥帖木儿、旭烈兀之子阿八哈和阿鲁忽继子木八剌沙所继承。
　　兄弟们不在了，各个汗国的现任君主都是自己晚辈，忽必烈原本认为，以后的事情可以好办得多了。
　　可惜，年轻人精力充沛，对于权力、地盘和财富的欲望更为旺盛，不是他这个遥远的长辈所能摆弄的。
　　
　　
       
先说金帐汗国的忙哥帖木儿，叔叔在位的时候丢失了中亚大片疆土，这个帐他可不想认，刚一继位便派出使者与海都续签盟约，随时准备对察合台汗国下手，而对于在遥远的大都城中的那个忽必烈叔叔，对他来说基本属于不存在。
　　而察合台汗国新的汗王木八剌沙仅仅是阿鲁忽的继子，他的父亲是曾被贵由汗废黜的哈剌旭烈，母亲兀鲁忽乃嫁给了阿鲁忽从而帮助其坐稳了察合台汗国的汗位。现在阿鲁忽已死，兀鲁忽乃王妃没有请示元廷便在众多贵族的支持下擅自立木八剌沙为汗，察合台汗国毕竟还是元朝的藩属，阿鲁忽在位的时候还总是希望得到忽必烈的册封，兀鲁忽乃王妃的所作所为，也基本上不拿忽必烈当回事了。
　　倒是伊儿汗国的阿八哈和他父亲旭烈兀一样，是一个坚定维护忽必烈所代表的蒙古汗廷权威的人，坚持伊儿汗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当旭烈兀去世，众臣拥戴他登基继位时，阿八哈说：“忽必烈合罕（大汗）是长房，怎能不经他的诏赐就登临[汗位]呢？”
　　于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中，阿八哈在未取得忽必烈大汗册封认可前，只以“摄政”之名君临伊儿汗国。直到五年后，忽必烈的特使抵达伊儿汗廷，“带来了赐给阿八哈汗的诏旨、王冠、礼物，让他继承自己的光荣的父亲成为伊朗地区的汗，沿着父祖的道路前进。”
　　伊朗与中国相距万里，阿八哈的这份忠心让忽必烈大为感动，但感动归感动，伊儿汗国离得太远了，弥补不了察合台、金帐不服管束的遗憾。
　　
　　金帐汗国较为遥远，而且还有伊儿汗国看着，暂时可以搁置。而察合台汗国近在咫尺，其向背直接关系到朝廷对西域的控制。于是，忽必烈决定派自己身边的堂侄，察合台次子莫阿秃干之孙八剌回察合台汗国夺取木八剌沙的权力。按忽必烈的考虑，莫阿秃干是察合台生前选定的继承人，其子孙对于察合台汗国汗位有这当然的继承权，再加上自己这个大汗的册封，事情万无一失、
　　可历史证明，忽必烈的这个选择实在是个昏招。
　　木八剌沙母子之所以敢于自立，就是因为察合台汗国的贵族将军们早就对蒙古法统和忽必烈的汗廷不以为然了。八剌拿着一张圣旨回到察合台汗国，不要说夺取权力，只要稍稍露出自己是奉命回来都可能危机性命。于是，八剌将圣旨秘而不宣，竭力讨好木八剌沙，并广为结交察合台汗国内部的实力派，暗中积蓄力量。
　　木八剌沙在母亲的羽翼下成长，没什么政治才能，即位后毫无建树，不但不能继续阿鲁忽时代的扩张势头，反而被海都接连蚕食领土，不但丢掉了首都阿里麻里，连塔剌思、肯切克、讹达剌等锡尔河东岸地区都在一年之内相继丢失。众多将军对这位无能的可汗大失所望，逐渐聚集在八剌身边，见到时机成熟，八剌便在贵族们的支持下废黜木八剌沙，将其贬为驯虎师的总管，接管了察合台汗国。
　　八剌的成功似乎可看做是忽必烈的胜利，可忽必烈忘了，八剌夺得权力靠的可不是他的圣旨，而是自己的阴谋和能力。而一旦登上察合台之汗的宝座，八剌就必须和察合台系宗王站在一个战壕里，为他们谋取更多的利益。忽必烈想要维护朝廷在西域的统治，就必然触及到察合台系宗王在这里的权利。八剌最终走向他的敌对面，可说是必然的。
　　
　　果然，八剌在整合好内部之后，并没有如忽必烈所愿去和海都、忙哥帖木儿较量，反而将目标锁定在元朝西北重镇斡端（今新疆和田）。1266年底，八剌率兵三万攻打斡端，斡端守将忙古带、火你赤只有数千兵马，无法抵挡，只好后撤。斡端地区遂被八剌吞并。
　　虽然吃了亏，忽必烈却并没有动声色，其一是攻宋战争已经启动无暇西顾，其二是他也明白，八剌要想扩充实力必须要和海都、忙哥帖木儿一争短长。只要自己沉得住气，八剌早晚要和他们交手。等到自己灭了南宋集中精力考虑西北问题的时候，八剌和海都应该已经两败俱伤了。
　　
　　

忽必烈这一点算得很准，八剌抢夺斡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获得物资给养，弥补木八剌沙时期丢失领土的损失，谋求对海都作战的优势。忽必烈的隐忍，使得八剌放心大胆背靠元朝对海都进行报复之战了。
　　在夺取斡端后不久，八剌与海都战于呼阑河畔，海都在木八剌沙执政时期占足了察合台汗国的便宜，没把八剌放在眼里，岂料八剌用计设伏，一举把海都所部打得大败亏输。
　　八剌仗着身后有元朝撑腰，可海都也有可靠的盟友，他失败的消息传到金帐汗国，金帐汗忙哥帖木儿大怒如狂，立即派自己的叔叔别儿哥只儿率大军五万前来助拳。八剌万没有想到金帐军来得如此之快，当他再与金帐、窝阔台联军交战时，已经没有什么计策可以使用，只能硬拼，结果一败涂地。败了也就败了，可八剌归拢残兵稳定阵脚的能力也不如海都，这一败便不可收拾，以至于沿着呼阑河沿线以西一泻千里，一直退到阿姆河以西才把部队重新集结起来。
　　
　　大败之下，兵马地盘损失无算，如果这时候金帐、窝阔台联军继续推进，自己恐怕连最后的地盘都保不住。老大元朝虽然愿意做自己的后盾，可有夺取斡端的前嫌，再加上人家正在全力南征，根本指望不上。八剌进退两难之下，竟然决定破罐子破摔，命令对撒马尔罕、不花剌等大城市进行彻底的破坏——避免折现富庶之地落入海都、忙哥帖木儿之手。
　　这是典型的无赖做法，但无赖的优势就在于，一旦耍起这一套，便会使敌人有所顾忌，从而达成意想不到的效果。八剌的决定一经传出，不但撒马尔罕等城市的贵族、长老们连忙拿着大量的黄金前来请愿，而且让忙哥帖木儿和海都都不得不停下进兵的脚步。
　　忙哥帖木儿和海都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抢钱、抢粮、抢地盘”，如果八剌真的来个“三光”，自己费了半天劲拿回来的不过是一片焦土，有什么意思呢？大家都是为了钱财地盘，没必要非得弄得玉石俱焚，还是谈一谈吧。
　　于是，海都在与金帐军统帅别儿哥只儿商量后，派自己的弟弟钦察（窝阔台子合丹之子）向八剌表达“和平团结”之意，约他和谈。八剌正处在困境，靠着耍无赖才勉强躲避攻击，见到这么好的机会，立时把自己答应忽必烈对付海都的诺言丢到九霄云外，对着钦察大诉起兄弟之情：“我对我的状况感到羞愧，因为我互相都是堂兄弟。我们光荣的祖先以刀剑征服了世界，并遗留给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在友好中享受和平的幸福？为什么我们之间要如此争斗内讧？”
　　既然三方都有和谈的意向，事情好办得多了。随着钦察在之间穿针引线。1269年春，八剌、海都还有代表金帐汗的别儿哥只儿在窝阔台汗国的塔剌思河流域的塔剌思、肯切克草原举行会盟，召开了没有拖雷系宗王尤其是没有“大汗”忽必烈参加的库里台大会。金帐、窝阔台、察合台三汗国签订盟约，瓜分阿姆河以北地区，并立誓维护蒙古传统，反对背弃了的传统的忽必烈以及伊儿汗阿八哈。这便是世界史上著名的“塔剌思联盟”。
　　很多史家认为，塔剌思联盟的成立，标志着蒙古帝国决定性的分裂。其实，这不过是帝国分裂后各个国家进行的一次重新分派组合，“决定性”是说不上的。即使没有这一联盟，帝国分裂的状况也没有可能挽回。
　　
　　

　除了宣示和平团结，三方还划分了势力范围，阿姆河以北的河中地区，八剌得三分之二，忙哥帖木儿和海都一起分得三分之一。看起来八剌比较得便宜，而实际上此时的察合台汗国的领土已经比阿鲁忽时代缩水了近一半，而金帐汗国则拿回了部分当初被阿鲁忽夺走的土地，最有好处的便是海都，由他所重建的窝阔台汗国占据的原察合台汗国土地在会议上得到承认，还分得了富庶的河中地区的一部分，实力大为增强，而且经过这次会议，窝阔台汗国成为中亚地区的霸主。
　　不过，与会三方倒是没有完全忽视忽必烈和他的大元朝廷，议定忽必烈是蒙古帝国合法“合罕”，但统治范围只是帝国东部，而帝国西部则是他们三家的势力范围，至于伊儿汗国则不被他们承认，其领土也被他们在口头上瓜分了。
　　这场景着实有些可笑，一方面认人家是老大，一方面又分了人家一半的土地，还打算着对人家动兵，这三个汗王也真是活宝了。
　　
　　八剌吃了亏，但总算保住了最后的地盘。按照会议的决定他的扩张方向可是向东冲元朝发难，或者向西南对伊儿汗国动兵。可忽必烈并非只注意南征之事，对于西北虽然力有未逮，却也着意布置过。早在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便“敕徙镇海、百八里、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至元三年又设忽丹八里局。在听闻“塔剌思联盟”之事后，更是派太子真金驻兵称海(今蒙古科布多东南)，派万户伯八、断事官刘好礼镇守吉儿吉思、谦州等处以为防备，至元八年(1271年)，又派嫡幼子、北平王那木罕与右丞相安童驻军阿力麻里。这个时候和元朝动武，是自找苦吃。而伊儿汗国三面受敌，北有金帐汗国，南有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再加上东北方向的自己，一定会顾此失彼。于是，八剌积极准备向伊儿汗国动兵。
　　刚说过“我互相都是堂兄弟。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在友好中享受和平的幸福？”这样的话，转过来又对自己的他堂叔动兵（阿八哈是拖雷的孙子，八剌是察合台的曾孙，按辈分阿八哈是八剌的堂叔），八剌也算是把无赖进行到底了。
　　
　　1270年，八剌率五万大军进攻呼罗珊，兵锋直指伊儿汗国属地马鲁察叶可。镇守伊儿汗国阿姆河沿线的旭烈兀第六子土不申抵挡不住八剌的进攻，节节败退。八剌乘胜前进，沿途不停地焚烧庐舍，劫掠人畜财物，破坏农田庄稼。伊儿汗国的东北边陲一片大乱，损失惨重。
　　阿八哈在旭烈兀在位的时候便是父亲非常倚重的将领，其人骁勇善战，在得到弟弟的告急文书之后，亲自率数万军队迎击，双方对峙于八忒吉斯草原。
　　正如八剌所料定，伊儿汗国北有金帐汗国，南有马木留克王朝，现在又要面对东北的压力，是在有些捉襟见肘。为了避免决战，阿八哈派出使者，希望能和八剌汗和谈，并主动他提出，割让哥疾宁、起尔曼直到申河的土地。
　　这些土地早年已经被察合台汗国吞并，阿八哈此举只是做一个示弱的表示，希望堂侄能够知难而退。可八剌利令智昏，根本不相信阿八哈亲自迎战，认为这是一口吞下呼罗珊甚至更多伊儿汗国领土的机会，对于和谈一口回绝。
　　阿八哈无奈，只得打起精神，准备决战。他看出八剌汗轻敌和不明真相，在也里布置包围圈，不时派出间谍麻痹察合台军。为了让堂侄上当，他还使出类似“蒋干盗书”的计策，抓获八剌哨探，故意让其得知伊儿汗国军士气低落，阿八哈本人不在军中的情报，然后将其放回。
　　八剌不知是计，率大军长驱直入，在也里一头扎进阿八哈的包围圈。阿八哈汗见对方来到，一面切断敌人水源，一面四面包围，强攻猛打。
　　察合台军远来疲弊，又毫无决战的准备。陷入包围后顿时混乱起来，很快便被击溃。八剌汗麾下大将麻耳忽里阵亡，自己也丢失战马险些被擒，靠着卫士拼死保护才逃出重围。阿八哈为了报复，顺势侵入花剌子模、河中地区大肆破坏。堂叔侄之间的争权夺利，遭殃的却是无辜百姓。
　　也里一战，八剌汗主力荡然无存，自己也因为气愤而中风不能理事，不久便凄凉的死去。察合台汗国中衰，大部分贵族依附于窝阔台汗国，其余不愿臣服于海都的也都被打败，从此沦为窝阔台汗国附庸。
　　1271 年，海都立察合台孙尼克拜（察合台子撒儿班之子）为察合台汗。但尼克拜在1273年因想复兴察合台汗国被海都所处死。1274 年，海都又立察合台孙不花帖木儿为察合台汗，而不花帖木儿在即位的当年也因不顺从海都而被处死。
　　1274 年，海都立八剌之子笃哇为察合台汗。笃哇吸取两位前任的教训，对海都死心塌地。
　　
　　　八剌的轻敌冒进让海都得到了将察合台汗国完全控制的机会，窝、察两国都成为他的势力范围。但总体来说，两国加起来的财力、人力、物力也远远比不上元朝，海都在与元朝的战争中仍是败多胜少，元朝虽不能将他攻灭，他也对忽必烈经营的伊犁河防线无可奈何，从塔剌思联盟成立的1269年到1276年，海都总是在不停进攻又不停被击退的状态下郁闷度日。
　　然而，似乎如天降洪福一般，正当海都几乎对战争的前景绝望的时候，随同那木罕镇守边疆的蒙哥汗之子昔里吉，蒙哥汗之孙撒里蛮，忽必烈庶弟岁哥都之子脱黑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明里帖木儿、玉木忽儿，察合台之子撒儿班等宗王突然发动叛乱，劫持那木罕和安童，推举昔里吉为帝，并派出使者与海都和笃哇联系。
　　海都和笃哇大喜过望，立即出兵趁火打劫，元朝的西北防线全面崩溃，十余万精锐全部丧失，万户伯八战死于谦州，窝阔台汗国占领了伊犁河谷。
　　
　　忽必烈虽然依靠名将伯颜历时六年平定了昔里吉之乱，但到至元十九年（1282）时，元军的前哨后退到斡端一带，塔里木西部已被窝阔台汗国控制。
　　元军这边丧城失地，而在西方，忠实的小弟伊儿汗国日子也不好过。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早就与金帐汗国定有盟约，1277年，一直以光复伊斯兰世界为己任的苏丹拜伯尔斯进攻鲁木，在阿布鲁斯坦战役中重创伊儿汗国军。阿八哈汗连忙亲自赶到南线，处死临阵脱逃的将领，率领军队反击，才勉强稳定了局势。
　　可拜伯尔斯是马木留克王朝历任苏丹中最为骁勇善战的一个，虽然不能一举击败阿八哈汗，但却连年累月的进攻伊儿汗国的属国亚美尼亚王国，并与另一个属国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暗通款曲，严重影响着伊儿汗国的利益。为了解除南线威胁，1281年，阿八哈派弟弟忙哥•帖木儿率四万大军攻入叙利亚，亚美尼亚国王尼奥三世也亲率三万军队协助。大军前进到霍姆斯时与马木留克王朝军遭遇。
　　战斗开始是伊儿汗国军占优，岂料主帅忙哥•帖木儿在混战中意外负伤，导致中军后退，这一举动使得军心动摇，马木留克军趁势反攻，伊儿汗国军再一次惨败于马木留克军之手。
　　阿八哈被多个敌人搞的焦头烂额，自己又喜欢酗酒，结果在元朝丢失塔里木盆地的同一年，年仅49岁的阿八哈便暴病而死。国内发生他两个弟弟和他的儿子阿鲁浑的争位之战，乱成一锅粥。
　　伊儿汗国三面临敌，老大元朝离得太远，要说帮忙实在有心无力。盟友拜占庭帝国日薄西山，只能在口头上做些支持。如果内乱持续较长时间，很有可能导致被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和马木留克王朝瓜分。而一旦真的如此，西线没有了牵制，又让塔剌思联盟得到了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富庶地区波斯，对于元朝的威胁可就不会仅仅停留于“边患”的程度了。
　　对于侄子的暴死和弟弟国家的内乱，忽必烈一定会在无可奈何中辗转反侧吧。
　　所幸，继阿八哈成为伊儿汗的帖古迭儿想要和马木留克王朝和好，导致将领们的离心，被他所囚禁的侄子阿鲁浑趁机逃脱牢笼起兵反叛，一举推翻叔叔成为新的伊儿汗，稳定了国内局势。
　　更让忽必烈庆幸的是，已经到了第三代，弟弟旭烈兀家族的忠诚恭顺之心仍没有变，阿鲁浑和祖父、父亲一样，在得到蒙古大汗诏封之前，坚决不肯继位，仅用“摄政”之名执政。直到两年后，元世祖忽必烈的使者“带来诏敕如下：册封阿鲁浑继承其父为汗” ，阿鲁浑才正式以“伊儿汗”之名行使统治权。正如笃哇死跟着海都一样，伊儿汗国仍然牢牢坐在元朝的战车上，不过，笃哇是迫于势，而阿鲁浑则出于情，相比之下，忽必烈要比海都心中多些温暖吧。

　如果说是世界大战双方阵营，到这个时候算是比较确定下来了。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为一方，元朝、伊儿汗国为另一方，其他如拜占庭帝国、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亚美尼亚王国、安条克王国、马木留克王朝等等中小国家按照各自的利益归附于两大阵营。伊儿汗阿鲁浑还试图西欧各国结盟，派出多个使团前去和英、法、神圣罗马等国国王和罗马教皇联系，甚至不惜承诺只要西欧各国愿意结盟打击马木留克王朝，自己便皈依基督教。要是欧洲的教皇和国王们还有东征的兴趣，再组织一次十字军东征，当时世界的局势就更加混乱热闹了。可经过近两百年连续八次的失败，教皇和国王们已经学乖了，再加上蒙古人在窝阔台汗时期公然威胁过教皇，表现出进军西欧的企图，后又一直打到多瑙河残破东欧，他们也对蒙古人怀有极大地疑惧，只是热情接待来使，却并不答应结盟出兵。
　　从1285年开始，两大阵营频频交兵，“塔剌思联盟”阵营采取攻势，而元、伊儿汗国则基本采取守势。
　　
　　1285 年，海都与笃哇率大军 12 万攻打元朝西域重镇哈剌火州（今吐鲁番东），哈剌火州统治者火赤哈儿的斤被迫将女儿送笃哇，换得解围后东撤到哈密力（哈密），海都、笃哇军乘胜追击至哈密力，火赤哈儿的斤战死。
　　1287 年，海都联合元朝东部宗王乃颜、失都儿、合丹等组成新一轮的“反忽必烈联盟”。忽必烈御驾亲征，首先打败东部乃颜之军，留军队驻守和林，阻止海都的东进。两个月之后，乃颜被俘并且被处死，但其余众继续抵抗，直至 1292 年才被元朝政府彻底平息。
　　1288年，笃哇在海都的支持下进攻伊儿汗国，抢夺呼罗珊东部大片领土。
　　1289年，海都和都哇率军越过阿尔泰山大举进攻漠北，在杭爱山附近与元军大战，元军被打败后向东撤退。哈剌和林守城将领投降海都，海都占据了和林。忽必烈于同年七月再次亲征海都，海都得知后，弃城西撤。和林被元军收复。忽必烈军乘胜追击，将海都、都哇的势力逐出阿尔泰山北部。从此，窝阔台汗国与元朝的边界便成为了阿尔泰山，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1298年。
　　1290年，只有32岁的伊儿汗阿鲁浑因求长生而服食金丹导致重病不起，金帐汗忙哥帖木儿趁机率军一万由打耳班攻入伊儿汗国，大掠而归。
　　1291年，马木留克王朝苏丹阿失剌甫攻克十字军在西亚的最后一个据点,将叙利亚的西欧人完全驱逐出境,并引兵进攻蒙古军在亚美尼亚据守的哈剌特罗堡,驻守在这里的蒙古军全部战死。与此同时，笃哇再次也入呼罗珊地区，呼罗珊东部彻底为窝、察两国的武力所控制。
　　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病逝于大都，临终仍念念不忘那个不听话的侄子海都对于自己的威胁。新继位的元成宗铁穆耳一时还无力采取攻势，仍是命宗王延边驻守“屯列大军，备其冲突” 。可是，成宗对西北边防守将的安排非常不当，将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叔叔宁远王阔阔出。这位老王爷没什么才能，而且疏忽大意。结果在1298 年，海都、笃哇率军侵入畏兀儿地，大兵压境之时，阔阔出和其他宗王竟然喝酒喝得大醉，连马都上不去。忽必烈的女婿汪古部宗王阔里吉思单独率军抵挡，连续三次击退联军，但终因寡不敌众，元军后援迟缓，在第四次交战时被俘，元军大败。
　　
　　从1264年开始，三十余年间，大战数十起，小战无数，干戈不断，生灵涂炭。战争总会结束，总要以一方的失败认输来告终。从总体实力来说，“塔剌思联盟”弱于元朝和伊儿汗国，连年用兵，窝、察两国属地的中亚一带更已经是民不聊生，胜负的天平应偏向于元、伊联盟。而伊儿汗国三面受敌，无力进行反攻，发动反攻以结束战乱的任务，只能由元朝来担负了。
　　元成宗时代，元朝已经改变了世祖时四处用兵的政策，对于安南、日本的攻略都停止了下来，终于可以全力对付西北的压力了。而相对的，海都和笃哇却走了一步臭棋，收留了金帐汗国属国白帐汗国的宗王古亦鲁克，此人与堂兄伯颜争位失败来寻找庇护。白帐汗伯颜害怕海都和笃哇会支持古亦鲁克回国夺位，干脆也不顾自己的宗主金帐汗国的意思，遣使元朝希望联盟。虽然元朝感到白帐汗国路途遥远，没有答应，但海都和笃哇身后平添了一个敌人，成了腹背受敌，不得不用大量兵力防备白帐汗国，局势相当不利。
　　如此，元朝虽有1298年的大败，也就算不得什么大事。元大德三年，也就是1299年，元成宗免了阔阔出兵权，任命自己二哥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出镇漠北，驻地为按台山，筹划反攻事宜。
　　
　　

1300年，海山出兵西征窝阔台汗国，与窝、察联军会战于阔别列之地，虽然击退联军，但却被海都夜袭了辎重，导致军粮不济，未能乘胜扩大战果。成宗于是派大哥晋王甘麻剌取代海山指挥元军。
　　见元朝转守为攻，海都和笃哇也不得不以攻代守。1301 年，二人率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四十多人统领大军越过阿尔泰山，猛攻元朝戎北大本营按台山。元军也在甘麻剌、海山等人的指挥下大军反击。双方在帖坚古山（今蒙古巴彦乌列盖省德龙以西图格雷格）一带展开鏖战，这便是改变当时世界格局的关键之战——“帖坚古山会战”。
　　因为笃哇驻地遥远，海都率军到达帖坚古山时，笃哇所部还未赶到。元军在大将床兀儿率领下趁其立足未稳，迅速发动进攻，将其击退。然而，二日后，笃哇率军赶到，窝、察两军回军力战，元军失利，危急关头，皇侄海山“挥军力战，突出敌阵” ，并在混战中箭伤笃哇，终于保住主力后撤。
　　三日后，窝、察联军再次西进，与元军战于兀儿秃之地，大将床兀儿“又独以其精锐驰入敌阵，戈甲戛击，尘血飞溅，转旋三周，所杀不可胜计。” 联军溃退。
　　经此大战，双方兵马损失都相当之大，元军虽小胜，却也无力再战。在甘麻剌、海山率领下撤退。而海都、笃哇虽都在战斗中负伤，但为了能重创元军，都忍痛率军兜后追击，一度逼近和林，和林的宣慰司官员惊慌失措，竟然烧毁府库撤退。可窝察联军也已到了强弩之末，未能再前进。官员们这才又回到和林。
　　“帖坚古山会战”，元军动用兵马十余万，皇帝的兄弟、侄子等亲贵统兵，却打得很不光彩。再加上最后的和林大撤退，更是丢尽了脸面。成宗大怒，把在和林不战而逃的官员、军士都发配云南谪征。
　　
　　不过，成宗很快便转怒为喜。海都和笃哇撤军之后不久，一代枭雄海都便在回军途中离世了。至于他的死因，《史集》中所言是伤重不治，《瓦撒夫史》和《完者都史》则记载是因病而死，至今尚无定论。而随着他的死，窝、察两国的主从地位迅速调转过来，隐忍了二十余年的笃哇终于为父亲报了仇，依仗自己的实力否决了海都生前所定的其贤明勇敢的儿子斡鲁思的继承权，将各方面颇为平庸的察八儿立为窝阔台汗，控制了窝阔台汗国。
　　而笃哇在对于世界大势的考量上也要比海都务实的多，他只想成为中亚霸主，不想再为虚无缥缈的“传统”、“正统”浪费国力。1303 年 8 月，笃哇和察八儿派使臣明里帖木儿出使元朝，表示恭顺罢兵之意。元成宗大喜，厚赐以金币，并派出使臣和窝、察两国使臣一起前往西方面见伊儿汗和金帐汗，希望各国全部罢兵修好。
　　1304年9月19日，三国使臣到达伊儿汗国陪都蔑剌哈向伊儿汗完者都宣读约合诏书，完者都是阿鲁浑三子，对于元朝仍很恭顺，再加上他继承了哥哥合赞汗改革的果实，只想好好过日子，于是积极响应。次月，完者都在阿塞拜疆的木甘草原会见金帐汗脱脱的使臣，两国罢兵修好。
　　这场绵延四十年的世界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元成宗铁穆耳也享受到了爷爷忽必烈所从未享受到的荣耀，在名义上成为了所有蒙古国家的宗主。
　　正如伊儿汗完者都写给法国国王金发菲利普的信中所说：“我辈兄弟因信恶臣之谗言，以至失和，乃今铁穆耳合罕、脱脱、察八儿、笃哇和吾等其他成吉思汗诸后裔，皆赖上天之灵与福荫，借宿迄今已有四十年之久的纷争，复和好如初。由是东起日出地南家之国，西抵之海，已使驿路交会为一，我辈之国皆相沟通。”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经称赞忽必烈说：“大汗的御名为忽必烈汗，最后这个字在我们的语言中是指众王之王。他的确配得上这个称号，因为就所统治的人民的数目，幅员的辽阔，收入的巨大，他已超过了世界上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君王；并且也从没有一个君主具有他那样的权威，获得他所统治的人民的绝对的服从。” 这段话也许放在元成宗身上更为合适，至少在他统治期间，“众王之王”是实至名归的。
　　
　　当然，这样的约合只能在短时间内维持和平，元成宗也维持不了多久作为所有汗国宗主的荣耀。笃哇以及继承其位的宽阇不断地削弱窝阔台汗国实力，并和元朝一起瓜分其领土，到1310 年，察合台汗也先不花统治时期，窝阔台汗国完全被察合台汗国吞并，窝阔台汗国彻底灭亡。而随后，作为中亚地区霸主的察合台汗国，又开始和元朝、伊儿汗国交兵，而金帐汗国又开始不断找伊儿汗国的麻烦。
　　不过总而言之，大规模战争总算结束，在这之后，各个国家基本上各过各的日子，摩擦也只是停留在“边境冲突”，直到蒙古人的时代最终过去。
　　
　　

隐匿的汗国——元朝的东道蒙古诸王
　　
　　清末名臣郭嵩焘曾有一段名言，曰：“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历史问题其实最怕“总结”二字，一旦要总结，便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灵活运用史实，而史实一旦被灵活运用，也就会无所谓“实”了。就以郭这番话来说，东汉难道只是和“太监名士共天下”？外戚哪里去了？说北宋是和“奸臣共天下”，恐怕只能算是诛心之论。说到元朝，是“奸臣番僧共天下”，而即使到末代惠宗时，番僧也不过是惑乱宫闱，并未能对朝政有什么干预，至于说“奸臣”，何朝何代不曾有过，岂能言“共天下”？
　　以笔者观点，说元朝“与勋贵共天下”，倒是比较符合实际。也就是说，元朝的皇帝们，是要和贵族、勋臣的后裔们共同执掌政权，无论色目权臣、汉人儒臣还是僧人、道士，都不过是陪衬而已。贵族勋臣除了要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外，还享有大量的封地。一直到元朝终结的时刻，勋贵们也即有权，又有钱，要比前代后世的贵族勋臣后裔在王朝中后期基本上沦落为圈养猪一般的境地牛得多。
　　而这样的格局，在元朝的前身，蒙古帝国时期便已经定下。
　　
　　从成吉思汗起兵之日起，便和兄弟、部下们许诺:“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 。待到统一蒙古高原并开始对外扩张的之后，成吉思汗的诺言不折不扣的执行了，他采取分封诸王和千户、万户的领地制来赏赐为自己打天下的家人和部下。以蒙古大汗王廷为中心,东道诸王(又称左手万户)封地东到大兴安岭东西地区;西道诸王(又称右手万户) 封地西达阿尔泰山一带地区。诸王封地由子孙世袭,拥兵列镇北方,被视为国家根本之地。分封给宗室、功臣的人民、土地蒙古语称为“爱马”，汉译为“投下”。
　　到窝阔台汗灭亡金朝，也想在中原实行“议裂州县赐亲王功臣”的制度，作为窝阔台最倚重的治国之臣，耶律楚材可说是最早对蒙古贵族实行“汉法”教育的人。熟读史书的他深知分封之害，于是提出:“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的意见一向尊重，可是不封，拿什么安抚宗室功臣呢？要知道，金帛给的再多总有花完的时候，而封地领民则是世世代代享用不尽的财富。于是，窝阔台汗只好实行妥协的办法,一方面对亲王贵族分封食邑,一方面又由“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 使勿科征。”同时又允许一些封君自己选派达鲁花赤等官。这样的安排一直持续到忽必烈时代，东西两道的宗王不但原有封地不变，还在中原有了自己的份地。
　　西道诸王日后随着帝国崩溃而成为一个个独立的蒙古汗国，在日后的世界舞台上无不叱咤风云，而东道诸王似乎除了在忽必烈夺取汗位之时发挥过作用外，进入元朝后似乎都销声匿迹了。而实际上，东道宗王的历史甚至远长于西道宗王衍生出来的国家，直到元朝灭亡，甚至明朝末期，东道宗王的后裔们仍然相当活跃。
　　他们是隐匿的汗国，而且国祚很长远，虽然不那么风光，但纵向去看历史，也许活下来比风光更为重要。
　　
　　
　东道诸王的封地在东北西部草原地区。外兴安岭以南，大兴安岭南北，嫩江流域，以及洮儿河及东流松花江以北地区，是成吉思汗大弟哈撒儿，二弟合赤温(早卒,其子阿勒赤歹承袭王位及份地) 、幼弟贴木哥 、同父异母弟别勒古台四个权势显赫的蒙古亲王的封地。西拉木沦河流域南北,直到今辽西大凌河中游地区,是元朝外戚德薛禅家族和开国功臣木华黎家族等蒙古大贵族的份地。
　　说他们是“隐匿的汗国”，是因为他们虽没有如西道宗王一般最终彻底的自成体系，但也具有独立国家的相当大的特征。
　　独立国家要素，其一在于政治是否自主，官吏是否自己委派；其二，经济是否独立，领地内的收入是否自享；其三，司法上是否有独立性，可以自行裁决领地内的法律诉讼；其四，军事上是否自专，有属于自己的军队。
　　从这四点来看，就知道他们是不是算得上国家了。
　　其一，封地内的官员宗王皆有自行任免之权。按制度，诸王可自行设置官属，任免官吏，王府统辖下的蒙古民户按照十户、百户、千户的编制设置地方机构。不要说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就是比他们低一级的木华黎家族都能在自己的封地内自由派官，“规定千夫长的地方,千夫长规定百夫长的地方,百夫长规定十夫长的地方” ，只需要要将千户的数量和千户官的姓名报告给可汗便可以了。到窝阔台汗时期，因为不断地将中原某些州县作为投下分赐给诸王。依据耶律楚材的建议，新分封的投下情况有所变化，有了例如“遂命各位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 这样的规定，使得诸王在汉地的投下与在蒙古草原的封地有很大差别,是蒙古诸王领受租税的食邑,但诸王仍有一定的任官权。
　　到了蒙哥汗时期，为了扭转“群臣擅权,政出多门”的窘境，蒙哥汗大力整顿宗王，“遂颁便益事宜于国中: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诸王驰驿,许乘三马,远行亦不过四;诸王不得擅招民户。” 可这只是对宗王封地外的权力有所限制，并未触及其原有权力。元朝建立后，官制改革，各王府下各设王傅、傅尉(府尉)、司马三个官职，以管理王府内的日常事务，但诸王自行设官属的原则并没有变，委派官员只需要向朝廷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 得自举其人, 以名闻朝廷, 而后授其职” ，“达鲁花赤总管以下诸官属,皆得专任其陪臣,而王(国家) 人不与焉。”
　　当年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时，东欧的小弟们连国家首脑的任免都要看莫斯科的脸色，但也号称主权国家，有属官任免权的东道宗王与之相比，要自由的多了、
　　
　　其二，封地内的财赋，宗王们皆可自享。诸王对封地内的属民可随意征发各种劳役、兵役,“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称为差发。” 汉地的份地虽然不能这么自由，但也享有收取赋税权,其收取赋税的形式被称为“五户丝制”，规定“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投下) ”，至元二十年(1283年) ,世祖忽必烈于汉地投下“立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设。” 以保证宗王汉地投下的税收。宗王们不向朝廷缴税，而且还向朝廷领受数量惊人的赏赐，按蒙古国制,“新君即位,必赐诸王、驸马、妃主及宿卫官吏金帛” ，每年年末还要以“岁赐”的名义,赐给诸王、驸马以定额金帛。历任大汗和皇帝都要为财政问题头疼，倒是宗王们的封地都是只进不出，日子相当滋润。
　　其三，各宗王领地的司法也相对独立。蒙古帝国时期和元朝前期，诸王府自设断事官,“诸王之下有罪者,不闻于朝,辄自决遣。” 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 五月,世祖忽必烈才下诏:“诸王分地之民有讼,王傅与所置监郡同治,无监郡者王傅听之” ，由国家置官与王府官共同处理诸王贵戚封地内的诉讼案件。到仁宗即位后, 才彻底“罢诸王断事官”，将司法权收归中央。
　　其四，诸王封地拥有大量军队，指挥权平时都归诸王所有。只有遇到对外战争、平定国内叛乱,才征调诸王军队,但往往以诸王贵戚任军队的总统帅和某方面军的统帅。
　　有了这四条，足以证明，莫说西道宗王，东道宗王们的封地也是存在于帝国当中一个个独立的汗国。
　　
　　
　　


　

可是，为什么西道宗王可以逐渐发展为真正的主权国家，而东道宗王却始终没能自成体系呢？
　　这就不得不说，地缘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决定影响了。
　　前文说过，忽必烈的元朝与父祖的蒙古帝国不同之处，除了制度、文化之外，便是统治区域和统治中心的改变。当首都从和林到上都再到大都，一步步南迁之后，中亚、西亚、东欧的土地对于帝国的皇帝们太遥远了，即使是最有扩张之志的忽必烈，对于那些遥远的亲戚们也基本上满足于表面上的臣服。而东道宗王的封地距离帝国的中心，尤其是龙兴之地上都可算得近在咫尺，要是也允许他们自成体系，成为独立的“哈撒儿汗国”、“合赤温汗国”、“帖木格汗国”和“别勒古台汗国”，那对于自身的威胁可就太大了。所以，即使东道宗王有自立的打算，甚至发动比西道宗王更为强大的兵力来反抗中央权威，元朝政府也是不惜代价一定要将他们压服。
　　于是我们便会看到，同样是和自己叫板，对与西边的海都，忽必烈总是网开一面，即使是御驾亲征，也是打跑了了事。而对于东边的乃颜，却是一股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劲头。
　　
　　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 四月,东道宗王之首乃颜联络多家诸侯王并和西部的海都互通声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叛乱。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贴木哥的后裔,“自(贴木哥) 斡赤斤至乃颜凡五世,前后五六十年,父子祖孙兄弟雄据辽东,早有轻朝廷之心。” 东道宗王本就实力雄厚，再加上乃颜着意联络，哈撒儿后裔势都儿、火鲁哈孙，合赤温后裔胜纳合儿、合丹等全部参加叛乱，以至“乃颜兵号十万,” 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惊人，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却是乃颜“自己也拥有一支三十万人的骑兵” ，这也许是所由东道宗王兵力的整合，再加上海都在西边的攻势也如火如荼，除了至元十三年的昔里吉之乱，这可算是忽必烈称帝之后所遭遇的最大危机了。
　　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七十二岁了，年老体衰，还有关节炎之类的疾病，但面对这样的局面只好也咬着牙御驾亲征。不过骑马是不行了，老皇帝坐在象辇里指挥军队，“忽必烈乘坐在一个木制的亭子中，亭子安放在四头大象的背上，象身用硝制好的厚牛皮包着，并披着铁甲。木亭中还有许多弓弩手，亭顶上飘扬着绘有日月的皇旗。”——这其实比骑马威风多了。
　　是年五月，忽必烈征调“忙兀、兀鲁、扎剌儿、弘吉剌、亦其烈思五诸侯”军团,诸卫汉军军团，怯薛近卫军团四十余万人，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为先锋大举北征，六月三日到达撒儿都鲁之地，与乃颜军决战。
　　关于战斗的激烈程度，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有过非常精彩的描写，可以转录于下：
　　“战阵列好后，按照鞑靼人的习惯，在战斗前要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继
　　而高唱战歌，直到敲钹击鼓时，才开始交战。歌声、敲钹声、击鼓声，响彻云霄，闻之使人惊心动魄。
　　当战鼓响过之后，大汗首先向两翼的军队发出攻击的命令，于是一场激烈的血腥战斗开始了。一时间，四面八方，箭如雨下，无数的人马纷纷倒地。兵士的呼叫声、呐喊声、战马的嘶鸣声、武器的撞击声，都让人听了战栗不已。当双方的弓箭都用完之后，就开始了短兵相接。士兵们用短矛、剑、短锤和矛相互厮杀，竭力博斗，直杀得人仰马翻，积尸如山，以至于一方的军队根本无法冲入另一方的阵地。
　　这场恶战，从早晨杀到下午，一直不分胜负。胜利之神摇摆在两军之间，不能决定。”
　　这场战争的惨烈不但马可波罗有记载，儒臣王恽也有诗云：“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 ，乃颜所部见到象辇，知道是皇帝所乘，于是拼命向象辇发动攻击，忽必烈一度非常危急，叛军的箭矢都射在了象辇之前，御手不得不把大象赶到一座山丘上以躲避攻击。
　　马可波罗的记载是一战解决问题，其实除了在达撒儿都鲁之地外，二个月间,两军还在失剌斡儿朵、不里古都伯塔哈山交战，元军三战三捷，才最终擒杀乃颜，将叛军主力击溃。但合赤温之孙哈丹继续与元军对抗，转战东北部黑龙江、女真水达达地区和朝鲜半岛高丽地区，致使这场平叛战争又持续了五年之久，最后在鸭绿江边“哈丹死,斩其子老的于阵。”
　　

乃颜的罪过最多只是和海都相同，但忽必烈在面对屡屡向他挑衅的海都时，虽然也极为恼怒，但也说：“倘若海都不是他的侄儿，一定难逃死刑的惩罚” 也就是说，即使抓住了海都，也不会处死。但乃颜却没这么幸运，被俘后，忽必烈立即下令处死——“兵士将乃颜裹在两张毡子中，然后由骑士把他拖在地上骑马飞奔，直到他气绝为止。这种特别的刑罚是为了不让皇族人的血曝露在阳光、空气之中。”
　　东道诸王与西道诸王在忽必烈心中的地位之不同，由此便可证明了。
　　说到这里，倒是让笔者想到清末的内外蒙古，外蒙古无论从人口、经济以及蒙古王公的素质等等方面都远不如内蒙古，但却可以在清末实行独立并一直独立了下来，而内蒙古的独立事件在数十年间此起彼伏，但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外蒙古山高皇帝远，对于中国的中央政府来说不伤大雅，能收回则收，实在收不回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而内蒙古则与中原相邻，战略位置重要，直接关系到稳定问题，那么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会尽全力避免其重蹈外蒙古覆辙，自在情理之中。
　　
　　乃颜叛乱平定后,其部民大部分被归为国家户籍，其余则迁徙江南充军；其故地建城置肇州,设宣慰司统辖，又“立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统钦察、乃蛮、捏古思、那亦勤等四千余户。” 而蒙古军万户府并不隶属辽阳行省,是隶属于中央大都督府；至元二十四年十月，诏立辽阳等处行尚书省。
　　经过一番整顿，东道宗王的“汗国”土地缩水，部民减少，权力剥夺，又有了行省建制，东北诸王封地与辽阳行省辖区犬牙交错，互相牵制，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与中央对抗乃至发展为真正独立国家的可能。但出于对宗亲的爱护，东道宗王的“汗国”还是保存了下来，各种特权也在日后有所恢复。
　　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从此便在辽东一带扎下根来。
　　
　　时间一点点流逝，元朝灭亡，皇室北遁草原成为北元。明朝兴起，与北元隔着长城形成南北对峙。北元一直内乱频仍，受制于明朝，直到1487才有达延汗实现中兴，而中兴的很重要一步便是招抚在呼伦贝尔东部和大兴安岭以东、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这就是哈撒儿的后裔，此时实力雄厚，号称“二十万科尔沁”。
　　到明朝末年，北元最后一任可汗林丹汗在位时抵挡后金汗国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侵攻，此时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分布着哈撒儿系的阿鲁科尔沁、乌拉特、茂明安部；帖木格系的四子部落、翁牛特、喀剌车里克部；别勒古台系的阿巴嘎、阿巴哈纳尔部等，这些部落较早归附了后金，这才使得林丹汗无力统一蒙古各部，最终败死荒滩。
　　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分封兄弟子侄直到17世纪后金归并辽东，期间四百余年，有无数的战乱、灾荒、迁徙，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竟然一直没有离散消亡，这在民族史上，尤其是游牧民族史上，可算是异数了。
　　有的时候，弱小，也并非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