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英雄传说评论——传说与历史 作者:搬不动的猪

传说与历史
——浅谈《银河英雄传说》
一、缘起
     一直觉得田中芳树先生的《银河英雄传说》是一本好书，一本真正的好书。

     坦白说，中国目前写小说的人中，肯好好做点功课的人不算多，能做到田中先生这样的就更少（当然，不是没有），大概这些人都认定，写小说本来就是为了通俗，其实通俗和浅薄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至少，通俗能够很好的分清传说和历史，而浅薄则通常不能。

     《银河英雄传说》（以下简称银英，或许连声明的必要都没有，这书的知名度实在是太高了）恢弘大气的背景构架、鲜活别致的人物性格、巨细得当的情节处理已经被无数人反复叙述和论证，而其中精深独到的历史观、政治观、人性观更是被无数的银英迷津津乐道（其实我一向觉得，这样的一群人也许是不能被称做“迷”的，因为他们绝对没有现在这些所谓的“迷”的那些癖好），以至于某位写手要为银英作序的时候，会有那么多人反对。以我看来，反对的理由应该就是该写手或许不善于为这样包涵历史、政治、人性观点的宏篇巨著作序。

     写点银英感想的念头很早就有，却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耽误了，直到最近看到一个名叫“坚硬的稀粥”的牛人写的银英评论（详见本博转载文字），才真正下定决心来写一点拙见，于是就有了这篇文字。
     以上可以算是一点交代。


二、银英的历史观
     作为一部架空历史型的小说，银英对于历史提出的疑问无疑是深刻的，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为诸如“历史是什么”这样的问题，问起来往往很轻松，可是回答起来——尤其是让那些对历史有所研究又不愿意妄言误人的学者回答——就会格外的艰难（《大师谈历史中的二十个大问题》的第一问就是这个问题）。田中先生虽然没有历史学家的头衔，也不见得有一般的历史学家的癖好，但是田中先生对于历史本质的看法和态度却是非常值得想学习历史的人去学习和借鉴的。

     如果不追究其正确性，历史确实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可供“创新”的机会和余地，但历史观的“创新”却并不容易。虽然田中先生的历史观也许不算是前无古人的绝对创新，却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自成一家之言的相对创新。特别是在其观点与世界主流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田中先生透过银英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就显得难能可贵。

     要全面分析银英的历史观，也许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了，甚至田中先生本人也未必能够，这与曹雪芹先生复生也不一定能读懂《红楼梦》是一个道理，但是要归纳出银英的历史观中最具特色的几点却并不困难，因为这些特点是如此的鲜明。

（一）英雄的作用

     银英是传说、是战记，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所以英雄人物便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角。也许有许多读者认为英雄就是影响和引导历史发展的人，所以便认定银英中的英雄唯有皇帝和提督（包括牛人“坚硬的稀粥”），可依我看，银英中的英雄远不止这两人。除了书中着墨甚多的大多数将帅，还有一些小人物（同盟亡国的时候出过不少这样的人物，此处不赘述）。但这样说决不是将英雄泛化，英雄就是英雄，与普通人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的。

     在银英的画卷中，无论是帝国还是同盟，人民（或是公民）的素质与现代社会也没有多大的差异，他们一样容易被蒙蔽和欺骗，一样容易被利用和裹挟，所以政客和昏君甚至暴君才有了生存的空间。虽然这种局面被莱因哈特等英雄所打破，昏君暴病而亡，政客折戟沉沙，连“费沙的黑狐”这样的枭雄也只能用生命去点燃最后一把火，进行死后的挣扎与反抗，并以此作为自己葬礼的烟花。不过，银英中的昏君，政客和枭雄虽然都已逝去，可是他们以后还会再出现吗？即便田中先生没有明说，我们也能清楚的知道，人性的改变和进步从来是不嫌“一万年太久”的，自然也不会去“只争朝夕”，历史若要前进，人类若要发展，没有英雄是不行的，不正视英雄的作用也是不行的。

（二）英雄的瑕疵
     英雄是人，不可能，不应该，也必然不会是“高大全”。时下这些混迹于某些所谓文学网站上的写手写出来的东西之所以空洞无物，乏善可陈，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意识到了，却写不出来，把握不好这个尺寸，毕竟现在肯花功夫做功课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田中先生如果不能展现英雄的瑕疵，英雄的形象也就不可能完整而生动，田中先生在这一点上做的无疑非常成功。

     皇帝也好，提督也好，银英中称得上英雄的人多少都有些“毛病”，莱因哈特和杨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看过小说的人都知道，银英中缺点毛病不是很明显的英雄人物，数来数去也就只有那么几个，帝国一方就是米达麦亚、缪拉、瓦列、梅克林格；而同盟一方也就是只有一个尤里安（当然，这和田中先生的功力有关，但凡稍有描写的人，个性便十分鲜明，缺点一目了然，而一笔带过的角色又不具备代表性）。缪拉、瓦列在行文的重要性上又不能与其他三人相比（再次强调，只是行文上的重要性，与情节无关），所以本文重点讨论米达麦亚、梅克林格和尤里安。

     众所周知，对比和反衬是描写人物最常用的手法，田中先生对于这些手法的掌握可谓炉火纯青。帝国双璧之间存在对比，帝国双璧与皇帝之间存在映衬，而帝国双璧之中，罗严塔尔的个性又比米达麦亚更为鲜明（这应该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因为罗严塔尔要成为叛逆者而米达麦亚要成为托孤重臣），但这并不等于米达麦亚就没有个性。米达麦亚的妻子艾瑟芳琳对他的评价就是“光明磊落”，但是米达麦亚的角色其实是十分尴尬的。这种尴尬在他和罗严塔尔成为挚友的那一刻就种下了（从两人险死还生之后的酒馆对话可以得到印证），经过坎普的死得到进一步加深，而杨威利的遇刺到罗严塔尔的叛变，这种尴尬几乎是与日俱增。罗严塔尔的死使得米达麦亚的痛苦达到了极致，这种痛苦也许终其一生都不会减退。在整部小说中疾风之狼的眼泪或许才是最苦涩的。没有处理好对主君的忠和对朋友的义是米达麦亚一生最大的瑕疵（事实上这也基本属于没办法处理好的事），也正是因为这个瑕疵，使得他成为银英中戏份最重的英雄之一。

     与米达麦亚相比，梅克林格的戏份较轻，性格也没有前者那么鲜明，唯一一次见其显露锋芒的就是与谋杀（这个词一点都不过分）罗严塔尔的格利鲁帕尔兹的一番对话。但是，梅克林格在银英中的地位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是田中先生在帝国方的“第一代言人”（也是全书除尤里安外的第二代言人）。所以梅克林格几乎一直担任帝国大后方的负责人，很少到危险的前线去作战，除了“亚姆立札”和“双璧之战”外很少在战场上露面，再加上他“艺术家提督”的身份，让他几乎没有犯错误的机会，可是他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显得单薄，因为他的语言，几乎伴随读者走过每一个有关皇帝的场景，这才是他虽然缺少正面描写，却依旧血肉丰满的主要原因。

     而尤里安的角色却相当的复杂，他不但是杨威利的镜子，也是田中先生在同盟方的第一代言人，同时还是田中先生浓墨重彩描写的对象之一，可谓万千宠爱于一身，这样的角色其实是不需要阴影的，他时而反衬杨威利的言行与思想；时而用“后世历史学家”（许多读者都认为尤里安最后成为了帝国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这一点可以从那些数不清的银英同人中寻找佐证）的身份补充和发表一些言论；时而披挂上阵，炫一把飞行技术，这样的机遇在银英中可谓绝无仅有。如果把米达麦亚和梅克格林都比喻成皇帝的行星，那么尤里安和杨之间的关系也许还不能仅仅用恒星与行星来形容，某种程度上，他与杨几乎是双子星。尤里安从出场开始就注定要光彩照人，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凸显其个性再去安排什么缺点。不过，用卡介伦的话说，尤里安的缺点就是太崇拜杨了，不过我一向不觉得这个也能叫缺点，杨毕竟还是尤里安的监护人嘛！

（三）民众的错误

     民众从来就不少犯错，而且错误的后果往往都很严重。

     在银英中，田中先生对于民众的剖析也是入骨的。见于言论的有杨泰隆对于杨威利的教导，不见于言论的就几乎无处不在了。亚提斯会战之后的特氏演说，民众对其反映以及那曲雄壮的《自由行星同盟国歌》，无一不是绝大的讽刺。数百亿智商正常的同盟民众在民主社会中居然就如此的相信特氏的煽动和作秀，也真是咄咄怪事。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当真回头看看，便会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因为同样的错误民众以前犯过，现在继续犯着，以后必然还会犯下去，一届错误的政府或是一个错误的政客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实在不算什么。民众选择鲁道夫是个错误，选择远不及鲁道夫的特氏更是个错误；同样的，民众选择希特勒是个错误，选择独裁暴戾的斯大林，也不能不说是个错误；更枉论远不及此辈的诸多宵小。选择也许是个好制度，但结果好不好，要看选票在什么人的手中。如果选票在喜欢听领袖长篇大论，咆哮不止的人手中，那么希特勒的当选就毫不意外（参看《希特勒的行为艺术》）；如果选票在喜欢领袖看上去像是个忠厚老实的二手自行车行伙计，那么小布什的当选也就不足为奇（参看《有话你就直说》）；如果手握选票的人喜欢“清廉的军人”，讨厌“腐败的政客”，那么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就更是理所当然（参看战前的日本），更不用说每个国家都会有些因为这些那些的理由而弃权的选民（杨威利就干过这事，因为醉酒没有赶上投票），所以人民的错误即便是情理之外，也当是意料之中。

     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团体如果没有经过内部讨论，整合思想，统一意识，就采用等权重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或决策的结果，往往比不上其中掌握资料最充分，判断能力最强的一个人作出判断的结果。原因也显而易见，第一种办法事实上是把团队成员的资料掌握程度和判断能力都打了一个折扣，结果自然不会好；第二种办法至少保证了单个成员（而且还是最强的那个）的资料掌握和判断力，其结果虽然可能比不上集体讨论后的结果，但总是比第一种办法的结果要好。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放大到整个国家的程度，其结果还会是这样吗？不完全一样。因为全民讨论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都有着无法克服的障碍，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退而求其次，让国家中的某个人或是某些人做判断，以之为最优解，并在保证决策者信息资料准确的同时，期待他们的判断力一直处于最佳状态。这或许便是政府产生的原因之一以及其部分工作原理。

     银英中的帝国选择一个人决策，于是就形成了专制政治，同盟选择的是几个人决策（最高评议会），于是就形成了民主政治，但这样能让民众不犯错吗？显然不可能。没错，银英对于历史的集中概括，删繁就简的描述，已经让人民犯错的机会降到了最低，使得人民犯错大多出现在没有政府或政治极为黑暗的环境中，但现实中的民众却不一定这样，不过，这已经属于另外一个话题。

     当然，田中先生也许并不奢望能用一部小说来解决这个千古难题，他的目的或许就是告诉读者，民众是会犯错误的，这种错误及其可怕。单凭这一点，田中先生对于历史的见解和态度就远比那些鼓吹“民众不会犯错”，“民众才是英雄”的政治化的历史观点要高明和中肯的多。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承认错误”的基本态度，就不可能发现正确的方法和方向，也就谈不上如何减少和避免民众犯错。这也再一次证明了那个被证明过无数次的观点，学术指导政治的效果，总是比政治指导学术的效果好的多。

三、银英的政治观

     用杨威利的话说，军事就是政治的延续，而且可能还是其中最为肮脏的一部分。且不论杨的话是不是正确，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政治和军事是从来不分家的，也是不应该分家的。军事必须为政治服务，而政治必须避免让军事陷入不利。一部只描写军事而不涉及政治的书，是不完整的。银英的政治观与其历史观一样博大，却比历史观更为震撼人心，因为她剥去了政治的伪装。

     （一）政治的本质

     在田中先生看来，政治的本质实在很简单：政治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诚然，作为生物，人的个体生存能力实在是不怎么样。若要生存，除了结合成团体之外别无选择，而一个团体如果没有统一的指挥，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统治——并且是少数人的统治，可以说是由人的生理特性决定的。如果没有超出我们想像力的变化发生，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政治的本质就不会发生变化。

     明确了政治的这一特性之后，政治，政治家及其政治伪装就不再有任何的迷惑性。少数政治家从自己的良知出发，为多数人谋福利的意愿和行为或许是真实的（且不论其效果如何），但鼓吹“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的人，则一定是在撒谎。没有人可以改变政治的本质，因为没有人（至少目前没有人）可以改变人的生理特性。

     当然，很多政治家的个人品质和道德情操是值得人们敬仰的，虽然道德情操高的政治家未必就能带来比较理想的政治局面（王安石变法就是明证），但是总要比道德底下甚至低劣的政治家带来的政治局面要好。要求所有政治家都拥有高尚的人格和出众的能力是一种极为不切实际的奢望，所以人们就转而求助于制度，希望一个合理的制度能尽可能的减少或杜绝政治中出现不良现象的可能。不过遗憾的是，现代政治制度虽然已经比以往完善和健全，但是各国的政治弊端仍在存在，某些方面还愈演愈烈，就连原本为了起到监督作用，完善政治制度而设立的各种新闻媒体，在利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让政治丑闻无所遁形的同时，本身却也成为政治，甚至政治丑闻的一部分。美国大选期间的互揭丑闻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例证。或许现在就下个“求诸制度的设想已经失败”的定论会显得过于武断和为时过早，但这一设想到目前为止仍未成功，却是不争的事实。政治家的道德品质无法奢求，政治制度对政治的约束和推动作用不甚明朗，难道人们对于政治就没有什么好办法？显然不是。但如果人们还是不能正视政治的本质，仍要去追求那种理想国式的完美，那么政治非但不会有任何的进步，而且还会倒退；如果人们能够正视政治的本质，在承认少数人统治的同时继续推动政治的发展，消除人为因素带来的政治弊端，那么完美的政治虽然不会出现，但比现状更为完善的政治还是能够实现的。

     （二）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representation）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

     银英中最主要的意识形态之争就是民主与专制之争。

     初读银英时，对这一点颇有几分不解。银英中的智者能人有如过江之鲫，按说对于政治本质的理解定然在笔者之上，为什么还会如此执着于意识形态之争呢？比克古为民主制度殉死，杨也为了民主制度能够新生而献出了生命，尤里安以包括先宼布在内的几乎所有蔷薇骑士连队战士的生命换取了在皇帝面前进言的机会，为的也不过是让新帝国采用君主立宪的政体。这些人断然不会不知道何谓政治，那么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

     值得。

     意识形态之争虽然不会改变政治的本质，但确实能改变政治的理念，从而变更政治的体制及其形式。这样的变更，对于身处政治中的人来说，则具有莫大的意义。不关心政治的人永远比关心政治的人多，关心政治的人又不如了解政治的人多，对于其中的很多人来说，专制与民主也许就意味着落后与进步，意味着愚昧与文明，意味着禁锢与自由（或者反之）……所以总有人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去砸碎或捍卫他们，更多的人也有自己明确的倾向和追求，至少会喜欢或不喜欢。政治的本质在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多数人也必须服从其统治——无论是由于满足而服从，是由于蒙蔽而服从，还是由于暴力而服从——而合适的意识形态，确实会让统治者事半功倍。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与人息息相关的政治手段或形式，的确值得一争。

相信所有自认爱国的人，对于杨威利在审查会上的表现一定印象深刻，杨的某些言论看似已经接近无政府主义，即便不是个潜在威胁因素，至少也是一个不安定，不和谐因素。如果杨不是主角，说不定已经被许多愤青批得体无完肤了。在杨看来，国家和个人相比并不更为重要，但民主理念却值得杨和那帮负起出走的孩子为之背井离乡（伊谢尔伦是杨舰队真正的家，但却不是杨舰队成员的家乡），为之浴血奋战（这大概也与梅尔卡兹认为的军人的无可救药的性格因子有关），甚至为之献出生命。这都不应该看作“卫国战争”，而应该看作“意识形态”之争。诚然，这种规模或许不算是史上最庞大，这种程度或许也不算是史上最激烈，但是其代表性和象征性却十分明显的。杨舰队中的少壮派如亚典波罗，波布兰等人在构思战斗口号时的那番讨论以及“去死吧，皇帝”这一神来之笔确实可以看作是民主精神和独立意识紧密相联的“自由任侠之气”的最好体现。

     正如“皇帝万岁”并不是献给莱因哈特的长寿的祈祷，“去死吧，皇帝”也不是针对金发青年的死亡的诅咒，前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胜利的渴望，战斗的满足以及一种难以形容的自古就有的军人的自豪感，后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专制，甚至是制度本身的否定；一种对民主，甚至是自由本身的向往；一种“任侠”之气的体现。事实上杨舰队的游侠气质可谓由来已久，第十三舰队最初是由第四和第六舰队的残兵及一些新兵组成的，本就缺乏一种正规军的“编制感”，亚姆立札会战之后，杨被任命为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官及驻留舰队司令官，第十三舰队又吸纳了更多的“残兵”（如波布兰是第十舰队的空战队长），至此，同盟第十三舰队成为了名满天下的杨的非正规舰队，简称“杨舰队”，而巴米利恩会战时，田中先生干脆用“义勇军”来形容成分驳杂的杨舰队，至于后来的回廊之战以及杨死后的第二次回廊之战，杨舰队已经不隶属于任何政府（严格的说艾尔·法西尔独立革命政府和伊谢尔伦共和政府都不能算是杨舰队的领导，也没有政府应有的影响力，而在帝国将领心中，早就只有杨舰队而没有自由行星同盟了），其“义勇军”性质或是“游侠”性质已经完全覆盖了军队的性质。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回廊之战不但是皇帝与提督之战，也是意识形态之战，甚至可以说是“秩序与制度”与“自由与任侠”之间的文化之战。

     正如书中所言，比克古之死是对自由行星同盟的殉难，杨威利之死象征了民主精神在伊谢尔伦的新生，而尤里安与皇帝的对话则象征了帝国皇权专制与民主宪政在经历了历史与传说中无数次的分分合合之后的再一次结合。无论这一次结合是否会与历史上有过的结合面对相同的结局，毕竟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君主立宪已是呼之欲出，但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君主立宪就是政治的最终出路吗？

     （三）政治的出路

     写书评写到这个份上，可以说是笔者的失败，因为这本不该由笔者在书评中进行讨论。但是已然写到这个份上，就不妨继续写下去，看银英能不能给人们带来一条新的出路。
     但是田中先生没有给我们任何答案，只有问题和感叹。

     “……而光要使这个事情实现就花了五百年的岁月和数千亿的人命。如果在银河联邦的末期，市民们没有对政治感到厌倦的话；如果他们注意到，给予一个人无限制的权力是一件多危险的事；如果人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国家的权威先于市民的权利的政治体制是会造成多少人的不幸的话，人类就可以用较少的牺牲和负担，更早实现比较中庸和调和的政治体制了。‘政治与我们无关’这一句话就是剥夺发言者的权利的宣告，政治一定地蔑视它的人进行报复的……”

     如果把这样的报复看作一种传染病，那么抗击这种疾病将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这似乎与罗严塔尔在放任杨从容遁走之后的观点如出一辙）。

     关于政治，言尽于此。

四、银英的人性观

     给小说写书评，通常难在写人物，而给银英这样的出场人物众多，人物个性鲜明的小说写书评，就更加艰难，更何况是写人性？

     但是，如果不写人物评论或人性评论，又怎能称得上完整的书评？

     （一）豪情

     银英是战争的“纪实”，战争是军队的表演，军队是人性的熔炉。生死战场，热血子弟，确实能够碰撞出无数的火花。如果简单的把书中的人物分成帝国与同盟两部分，那就很容易看出，帝国多战士，同盟多侠士。帝国人物中绝大多数是军人，此外只有几个贵族门阀，高级文官（尚书级别），两位女性等寥寥数人。同盟人物主要集中在杨舰队，此外值得一提的也无非几个大人物，几个小人物和一个女性等寥寥数人。所以全书处处彰显着一种豪情，帝国一方多为铁血，同盟一方多为任侠。

     铁血豪情的代表人物应该是毕典菲尔特和缪拉。

     “黑色枪骑兵”是所有指挥官都梦寐以求的战士，热血、忠诚、勇敢，虽然有时毕典菲尔特的冲动会让他的热血看起来有些愚蠢，但毕典菲尔特绝非愚将，他的失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宇宙第一智将杨，而面对杨，几乎没有人能说自己不会失败。如果按照《亮剑》中那种“明知不敌，也要亮剑”的理论，黑色枪骑兵才是银英中的第一舰队，而毕典菲尔特则无疑是银英中的李云龙。不过他的命运显然比李云龙要好，“屡战屡败但官阶不降反升”（亚典波罗语），最后还官拜狮子之泉七元帅之一。皇帝对于毕典菲尔特的能力是有着准确认识的。

     毕典菲尔特的大炮性格使他不同于米达麦亚，也不同于坎普，此君实可视为银英中最可爱的军人。

     缪拉在帝国众多将领之中，也显得颇为与众不同。这不仅因为他是巴米利恩会战中的二号功臣（头号功臣当属于希尔德），不仅因为他是唯一被杨称为良将的帝国军人，也不仅因为他那由于用兵坚实而获得的“铁壁”的称号，而是在于他是杨死后代表皇帝前去吊唁的人，这几乎是银英中绝无仅有的“殊荣”。按照一般的思维，缪拉或许不是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不善于言辞，也不善于伪装。虽然艺术家提督梅克林格不在皇帝身边，主动请命的希尔德又是莱因哈特的首席智囊，不可或缺，身份低于一级上将的人又显得不够分量，但是皇帝完全可以安排一个善于外交和情报的副使，那样或许可以更好的表达皇帝的意思，甚至还可以似模似样的弄一篇祭文，可是皇帝没有这样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缪拉那纯粹而正派的军人气质比任何外交手段都更为有效，缪拉也果然不辱使命。

     缪拉的铁血不同于毕典菲尔特，他对于皇帝的忠诚，对于提督的敬重，对于自由的理解和对于生命的尊重（命令旗舰舰长与他一起离舰，不得自杀），实在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标准军人。毕典菲尔特或许比他可爱，但他却比毕典菲尔特可敬。



     最为任侠的人物无疑是先宼布和波布兰。

     有时候觉得先宼布与古龙笔下的浪子颇有相似之处，多情（貌似像滥情多一些），毒舌，特立独行，可靠（卡琳的母亲的评语是：“只要双脚踏在地板或地面上，再也没有其他男人比他更可靠的了”），也许最大的区别就是，侠客不会教唆上级称为独裁者而先宼布一直在这样做。不过先宼布最为侠客的表现应该是在攻占伊谢尔伦之前与杨的对话，先宼布应该是继尤里安之后的第二个杨的拥护者（格林希尔是暗恋），而这仅仅是因为杨的一番关于“短暂的和平”的话打动了先宼布。从那一刻起，先宼布和蔷薇骑士连队就已经是杨的“私人部队”了，所以巴米利恩之战后蔷薇骑士的宣誓效忠看起来就如此的理所当然。直到先宼布战死，他也没有改变对杨的忠诚，用《侠客行》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来形容他，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先宼布战死的过程也是全书最为经典的桥段之一，“罗伊休纳！德尔曼！哈尔巴尔！还有没有人无耻地活着啊？如果有就回答我！塞布林！克拉夫特！克洛涅卡……！”，“是吗？为了奖赏你这么诚实地报上名，我给你看一项特技。”，“哪，谁想功成名就？谁想成为华尔特·冯·先寇布一生中最后杀死的人？”，“华尔特·冯·先寇布，三十七岁，临死前的遗言——我的墓碑不需要墓志铭，只有美女的眼泪才能安抚我的灵魂。”，“哼，好像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写才好。还是让亚典波罗代笔好了。”，“——对了，就是那个女人，叫罗莎琳·冯·克罗歇尔，她要我叫她罗莎……”。

     世界上只有一个先宼布，以前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再有……

     杨舰队的另外一个问题人物，唯一能在猎艳、毒舌、特立独行以及可靠程度上与先宼布一较高下的人就是波布兰，击坠王，空战艺术的创始人，以及……放荡者。

     应该说，波布兰是一个比先宼布还要离谱的人，先宼布多少还表现出了对社会，政治（虽然只不过是鼓动教唆杨独裁）的一定程度上的关心，但波布兰的口头禅却是：轻视世间一切事物！（由其得意弟子卡琳口中得知），在除极个别的情节之外，波布兰完全可以视为一个彻底的玩世不恭者，不过从他身上可以找到玩世的潇洒，却很难找到不恭的痞气，但是田中先生如果只把波布兰写到这个份上，那么这个空战队长的形象就显得太过单薄，很难与先宼布相提并论，好在书中还有另外两个人物，使得波布兰终于血肉丰满。这两个人就是高尼夫（下文再叙）和卡琳。

     如果在波布兰的玩世不恭的外壳下还有别的什么，那么高尼夫无疑是最清楚的，只是这个沉默寡言，只喜欢字谜游戏的人没有把波布兰的内心世界展现给读者，而卡琳虽然只是波布兰的弟子，但是因为她是先宼布的女儿，同时还对这个父亲怀有很深的成见，所以波布兰被美人和酒精麻醉得太久的感情，在她身上迸发了。

     “跟墓石和解是没有意义的”，波布兰无疑懂得生命的短暂，所以他选择及时行乐，波布兰当然也懂得感情的可贵，所以他在情场上总是战无不胜，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战争中的侠客，谁说一个懂得生命和懂得感情的人就不可能成为侠客？波布兰就是！



     （二）亲情

     银英中的人物之间少有亲属关系，不过银英中的亲情值得大书特书。皇帝和安妮罗杰之间的亲情介于母子和姐弟之间（书中有明证，此处不述），提督和尤里安之间的亲情介于父子与兄弟之间，先宼布和女儿卡琳之间的关系看似怪异，却也没有跳出父亲与生女的范围，其余亲情多属正常，此处不表。

     仇父（母）情结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心理情结，著名的俄提普斯情结就是明证。莱因哈特幼年丧母，姐姐是他心理上的母亲，也由此使他对“抢走姐姐”的父亲和佛瑞德李希四世有着非同寻常的仇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安妮罗杰成为“大公妃殿下”之后，莱因哈特为她准备了一切，唯独没有准备新的配偶。

     安妮罗杰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也没有做任何要求，安然的活在了过去的岁月，成为了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吉尔菲艾斯的死固然是主要因素，但也很难肯定就没有这方面的原因。莱因哈特对姐姐的情感是畸变的，而安妮罗杰对于弟弟的情感也很难说就不是扭曲的。当然，这纯粹是笔者的个人意见和推测。

     不过扭曲的情感，未必不能盛开出纯洁的百合，同样，莱因哈特与安妮罗杰的情感也是银英中真正值得欣赏和回味的，这朵百合，不仅没有任何的瑕疵，而且还散发着人性所能拥有的光辉。

如果说莱因哈特的形象是“光芒四射”的雕塑，那么杨的形象就类似于一首隽永的诗歌。莱因哈特的光芒由他身边的人物的反射作用得到加强，以至于使人有无法直视的错觉。而杨身边的人却基本上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如果不把杨那超人的智慧计算在内，那么他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杨的智慧除了表现在一场接一场的完胜不败的战斗之外，更多的就体现在他与尤里安之间，正是有了尤里安的存在，杨的智慧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军事、战术甚至是奇术的范围内。

     与田中先生惯用的“后世史学家……”式的叙事手法相比，银英中大段大段的“尤里安说……”或“尤里安回忆……”就似乎更具有权威性，这不仅因为田中先生将尤里安定位为一个“有志于成为历史学家”的人，也不仅因为尤里安与杨的关系特殊，而是因为尤里安在陈述他的所见所闻时，往往在占有更翔实的资料的同时，采用了更为理性及思辨的态度，“差距来自比较”，田中先生的创作手腕和文字功底在这样的比对中展现的尤为高明，淋漓尽致。

     从生活方面说，杨决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但他对于尤里安成长的即放松又关怀的态度，确实对尤里安颇有裨益，他不仅是尤里安的智慧之源（即便是在他死后），还是尤里安的精神支柱。如果尤里安能保持他谦卑而敏于求思的态度，那么他的成就（除军事外）应该在杨之上。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崇拜却不刻意模仿杨而养成的习惯。这一切也许比尤里安的生父（即便他生父没有死）所能给予他的影响还要巨大，说杨是尤里安心理上的父亲并不过分。

     但尤里安与杨之间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在很多时候他们并不像父子，倒更像兄弟。这一现象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源于杨并不像是一个父亲。众所周知，杨的个人生活是十分散漫的，这种散漫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懒床”，笔者每次看到有关杨睡懒觉的情节都会忍不住大笑不止，因为这实在是不像一个军阶在校官以上的成年人所能做出来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尤里安的成长过程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心理上的威压的，如果有，也是来源于尤里安对于自已和杨之间的差距的自觉，而并非来自杨。这样的心态对于一个普通人的成长是不是利大于弊也许还值得讨论，但是对于尤里安必然是极为有利的。杨对于尤里安的天赋的评价很高，而这样高天赋的人就应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成长。这说来很简单，但是能有这样的觉悟的人却从来不多。

     也许，能意识到而不能做到，这样才是人性的特点吧……

（三）友情

     银英中有很多对好朋友，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杨和卡介伦，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波布兰和高尼夫……这些友情的描写无疑是成功的，因为这些友情的存在，使得人物血肉丰满，个性鲜明（这样的评价是老套了一点，可是笔者贫瘠的语言只能达到这个程度）。
   
     最为华丽的友情结束于开始之前。

     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之间的友情无疑是银英中最为华丽，也最为伤感的，以至于许多读者对奥贝斯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仇恨感，因为他的谋划，莱因哈特犯了“威斯塔特”的错，也因为他的进言，吉尔菲艾斯失去了他特殊的地位，最终还因为不能携带武器而死于安森巴哈的行刺。他的死亡几乎令莱因哈特彻底崩溃，虽然后来在姐姐的帮助下重新站了起来，可是他心中的伤口却一直没能愈合，直到他死去为止。

     但这是不是应该归罪于贯彻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奥贝斯坦呢？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之间的裂缝真的始于奥贝斯坦吗？

     未必！

     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也许志向相同，能力相近，但不一定能称为朋友。原因在于这两个人都忽略了朋友之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那就是平等。排除幼年的交情，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之间就一直没有达到心理上的平等，这并非两人有意高看或低看对方，而是由两人的个性使然。莱因哈特那由仇恨而衍生的野心和那无与伦比的张扬个性，使得他很快就成为了“莱因哈特大人”（注：动漫中翻译为莱因哈特，此处按书），虽然这要比“伯爵”，“阁下”等称呼亲密得多了，但这也决不是朋友间的称呼，只能说是介于君臣和朋友之间，不过假如两人心理上的差距仅限于此，问题也不是很大，可是当奥贝斯坦开始以他的方式打造“皇帝莱因哈特”时，两人的心理差距就拉大了，莱因哈特不自觉地被树立成为主君，而吉尔菲艾斯就被限定成了属下，两人的价值观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他们对奥贝斯坦的评价上，体现在他们对于坚壁清野的战术的看法上，当然，也体现在“威斯塔特事件”上。

     坦白说，奥贝斯坦对“威斯塔特事件”的处理确实显得无情甚至冷血，当然，对善于分析情报或新闻的人而言，这样的宣传与鼓动的效果也许并不算好，但是笔者不得不承认，奥贝斯坦这一手玩得确实漂亮，核弹爆炸过程、200万人被虐杀的现场以及爆炸后的废墟，确实能给人以很强的视听冲击，由此而引发的宣传效果是惊人的，奥贝斯坦事后对此事的评价（战争提前结束，少死1000万人以上）并不是夸大其词。正如上文论证过的那样，人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判断的准确性也会上升，民众对这样的新闻的确不一定会有很强的分析意愿和能力，即便民众中有人作出了正确的推断（这似乎也并不是很难），可是没有强有力的宣传组织和工具，是很难造成很大的影响的。也许有人会说，莱因哈特把核弹拦截下来，再加以大力宣传，效果不是一样吗？很可惜，这样的效果肯定不如奥贝斯坦的做法的效果好。因为相对于记者洋洋洒洒的报道，核弹爆炸的场景绝对更有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正是大规模宣传工作所需要的素材。

     尽管如此，奥贝斯坦的做法却很难被认同，因为这种做法的残忍和冷血是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莱因哈特对这一点也很难认同，但他显然更不能容忍作为属下和朋友的吉尔菲艾斯的怀疑和质问，而这种情绪，恰恰是朋友之间最不应该出现的。从这一点上说，莱因哈特对吉尔菲艾斯的死要负主要责任。

不过莱因哈特对吉尔菲艾斯的感情是真挚的，这份感情是他所保留的最纯真的感情之一（其余自然是对安妮罗杰的，后来有部分转移到希尔德身上，不过少得可怜），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吉尔菲艾斯死后，莱因哈特会给他那么多名誉，同时也在心理上给了吉尔菲艾斯一个真正平等的位置，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酬答吉尔菲艾斯的救命之恩又或着纯粹就是一种伪善，但笔者并不这样认为。莱因哈特对于同样于他有救命之恩的希尔德和同样无辜受死的摩顿中将的态度，与他对吉尔菲艾斯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对希尔德，莱因哈特说自己是个心胸狭窄的男子，无法马上对她道谢，而暗示摩顿中将自杀后莱因哈特对“伪善”的态度更说明他本人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伪善”，也不认为这是一种“伪善”。


     所以笔者认为，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之间的友情确实是结束于开始之前，或者说是开始于结束之后。这样的友情是幸或是不幸，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段友情的华丽，并非源于莱茵哈特本身，相反，这段华丽的友情正是莱因哈特形象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炽热的友情成长在血与火之中。


     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的友情是银英中最为炽热，也是最为悲壮的，相信大多数读者看完银英之后，都会对“疾风之狼”与“金银妖瞳”之间的友情有各不相同的看法。诚然，如果米达麦亚与罗严塔尔这样的朋友和友情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虽然这两位之间没有“高山流水”那样的韵事，但是在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他们都只有三十多岁！）中，两人不但一直平安无事，还都屡建奇功，成为了帝国军的“双璧”，沙场有限，星汉无涯，在这样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空间中，这两人的友情能维持的如此紧密，也是在是令人惊叹。即便是在两人沙场交锋的时候，他们也仍然视对方为朋友，这种友情早已凌驾于世俗之中的种种限制之上，成为银英中，甚至是文学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友情。


     正如书中所说，武人，尤其是出色的武人，性格中就有一种与强敌作战的不可救药的因子，当米达麦亚和瓦列，毕典菲尔特，梅克林格合力击败罗严塔尔凯旋的时候，皇帝的内心居然是这样：“……真想作战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本身不吗？！罗严塔尔的用兵，其实有着让罗严塔尔亲自率兵亲征并予以击破的价值不是吗？！米达麦亚接受出征的命令，那潜伏在莱因哈特内心的好战欲望，难道没有些许失望的感觉吗？！啃蚀敌人之后，这只有翼狮子就变得连已方的血都想要吞噬不是吗？！罗严塔尔的霸气，正是因为感应到这只有翼狮子的咆哮才点燃的不吗？！”这数不清的惊叹号恐怕不仅仅在皇帝的心中，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心中就没有吗？杨的死，使得这些勇将没有了可以光明正大的交锋的对手，心中的寂寥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双璧战的结果是残酷的，但对于这些名将而言，能与不相伯仲的对手作战，不正是他们所渴望的吗？就连那些因为这种渴望而面临战死的可能的士兵们，不也对双璧之战的结果有很强的好奇心吗？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绝唱在道义上并不崇高，在审美上却极其悲壮，这确实是一种不和谐的因素，但是这种不和谐的因素是深植于人性深处的，我们无法否认，也不能逃避。


     人类对于战争的歌颂和批判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战争史一样久远，如米达麦亚与罗严塔尔这样的朋友，在战争史中也不算是凤毛麟角——身处不同阵营却惺惺相惜的实在不少。人们在赞叹他们之间的相惜之情的时候总是很容易就忘却他们也是身处战争之中，身处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战争之中。战争会轻易的带来社会动荡，人心惶惶，也会很轻易的带走繁华锦绣，似水流年，但是人们确实不能否认，战争确实会激发人性中最高尚和最卑劣，最热血和最冷静，最愚昧和最智慧的一面。正如莱因哈特所说，对于人类团体而言，有一样东西不可或缺，那就是敌人。也许人们应该做的，并不是去消灭敌人，而是以最合理的办法利用敌我之间的外部矛盾来化解或处理内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