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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学生涯自翻译始。留学日本时，从1903年译雨果《哀尘》起，他翻译了《斯巴达之魂》[1]（1903）、《月界旅行》（1903）、《地底旅行》（1903）、《世界史》（1904）、《物理新诠》（仅译两章，1904）、《北极探险记》（1904）、《造人术》（1905），并与周作人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1909），此外尚有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的《裴彖飞诗论》（1908）和一些夹杂在周作人译著中的诗篇。在这些鲁迅早期译作中，《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和《造人术》均是科幻小说，这是值得注意的。学界多从鲁迅崇尚科学、希望实现“科学救国”的角度对此加以评述；如果结合鲁迅的生活经历、文学道路、晚清“小说界革命”对“科学小说”的倡导以及科幻小说这种文类的独特性来考察鲁迅在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翻译，当可得到较以往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
《月界旅行》1903年10月由东京进化社出版，署美国培伦著，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地底旅行》先由《浙江潮》第十期（1903.12.8）刊登前二回，署英国威男著，之江索子译，全译本由南京启新书局于1906年4月出版，译者名改为“之江索士”。《北极探险记》1904年译，未发表，译稿佚。《造人术》1905年发表于《女子世界》第2年第4、5期合刊（原第16、17期，未记刊年），署美国路易斯托仑著，索子译，附有萍云（周作人）和初我（丁祖荫）的评语。
前三部小说均为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作品，末一篇的原作者为美国科幻作家路易斯·斯特朗（Louise J. Strong）。《月界旅行》（1865）原题为《De la Terre à la Lune》（从地球到月球），英译本题作《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in ninety-seven hours and twenty minutes》（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从地球到月球）。日译本题为《九十七时二十分间月世界旅行》，井上勤1880年译出，分十册由大阪二书楼出版，后于1886年8月由三木佐助以合订本方式再版。《地底旅行》（1864）原题为《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英译本不详。日译本题为《拍案惊奇·地底旅行》，三木爱华、高须墨浦1885年译出，九春堂出版[2]。《北极旅行记》原题为《Les Aventures du Capitaine Hatteras》（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英译本不详。日译本题为《北极旅行》，福田铁研（直彦）译[3]。《造人术》原题为《An Unscientific Story》（一个非科学故事），日译本题为《造人术》，原抱一庵1903年译出，收入《（小说）泰西奇闻》，知新馆当年出版[4]。
在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由于外语能力以及知识不足，鲁迅有不少误译。另一方面，鲁迅自己也没有忠实原作的意识，采用了意译的方式，而且有不少自出心裁的增删。故翻译时“随阅随译，速度惊人”[5]，而往往与原作出入甚大。如《月界旅行》的日译本共28章，与原著相埒，而鲁迅“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又将“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6]，略去井上勤译本中多处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地底旅行》改动更大，凡尔纳原作由45章构成，日译本为17回，鲁迅更只取其骨架，改编为12回。《地底旅行》前半为故事，后半则是对有关科学知识的解说，鲁迅未译后半部分。开头引人入胜的“解谜”情节被略去，第九回又插入底本没有的论述“胜天说”的百余文字[7]。鲁迅晚年回忆起这样的翻译时，承认“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8]，不无懊恼之意：“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9]不过，鲁迅的翻译策略很快发生了变化。《北极探险记》已佚，无从查考；《造人术》的译文除了一处人名改动、另一处添加一句外，连改行、符号等也与日译本相差无几，是忠实于原文的中文翻译[10]。虽然《造人术》只是一篇千余字的微型小说，但至迟在1905年，已经可以在鲁迅的翻译实践中发现“直译”的取向[11]。
不过，也正是因为不受翻译底本拘牵，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等作品时行文流畅生动，激情奔放而又不失优美，使译作具有相当好的可读性，至今读来仍觉意兴盎然。如《月界旅行》第三回“巴比堪列炬游诸市 观象台寄简论天文”述及众人欢呼情景：
此時ニ當テヤ大月恰モ人ノ世界ノ事ニ付キ叫呼喧嘩數千雑沓スルヲ解スルカ如ク雲氣四散中天ニ懸カリ光輝閃々朗明畫ニ同シク數千ノ松明為メニ賽雑セラレ其光ヲ失シテ無キカ如キノミ就テ説ク數千ノ米人ハ尽ク頭ヲ擡ケテ蒼穹ニ向ヒ彼ノ燦熳タル月華ノ圆体ヲ觀テ……已ニ半夜ニ至ルモ猶熱心動揺ノ勢些少モ减スルノ色ナク其囂熱遂ニ市街ノ人民ニ波及シ學者モ巨商モ書生モ貧商モ車夫モ擔夫モ何トナク各處ニ衆合シ此回ノ大事業ニ熱心スルノ勢ナリ全市街上トナク下トナク或ハ埠頭ニ集テ酒觞ヲ飛ハシ或ハ湊腹ニ泊スル百般ノ船舶ハ船長ヨリ水夫ニ至ルマテ幾種ノ酒ヲ傾ケ空壺ヲ積累シ歡呼笑叫ノ聲ハ恰モ楚歌ノ如ク四面ニ絶へス或ハ空談ヲ為し或ハ論議ヲ發シ或ハ吻争ヲ起シ或ハ賛美ヲ稱シ人皆醉倒足皆蹣跚實ニ古來未曾有ノ景况ナリキ
加之天又凑趣，长空一碧，星斗灿然，当中悬着一轮明月，光辉闪闪照着社长，格外分明。众人仰看这灿烂圆满的月华，愈觉精神百倍，……到了半夜，仍是十分热闹，扰扰攘攘，引动了街市人民，不论是学者，是巨商，是学生；下至车夫担夫，个个踊跃万分，赞叹这震铄古今的事业。凡是住在岸上的，则在埠头；住在船上的，则在船坞；都举杯欢饮，空罐如山。那欢笑声音，宛如四面楚歌，嚣嚣不歇。
法文原文：
Précisément, comme si elle eût compris qu’il s’agissait d’elle, la Lune brillait alors avec une sereine magnificence, élicpsant de son intense irradiation les feux environnants. Tous les Yankees dirigeaient leurs yeux vers son disque étincelant ; les uns la saluaient de la main, les autres l’appelaient des plus doux noms ; ceux-ci la mesuraient du regard, ceux-là la menaçaient du poing ; …… Minuit venait de sonner, et l’enthousiasme ne baissait pas ; il se maintenait à dose égale dans toutes les classes de la population ; le magistrat, le savant, le négociant, le marchand, le portefaix, les hommes intelligents aussi bien que les gens « vert », se sentaient remués dans leur fibre la plus délicate ; il s’agissait là d’une entreprise nationale ; aussi la ville haute, la ville basse, les quais baignés par les eaux du Patapsco, les navires emprisonnés dans leurs bassins regorgeaient d’une foule ivre de joie, de gin et de whisky; chacun conversait, pérorait, discutait, disputait, approuvait, applaudissait, depuis le gentleman nonchalamment étendu sur le canapé des bar-rooms devant sa chope de sherry-cobbler, jusqu’au waterman qui se grisait de « casse-poitrine » dans les sombres tavernes du Felles-Point.
较为忠实的中译文：
好像月亮也知道这与自己有关，它宁静大方地闪耀着，比周围的任何灯火都更加明亮。所有的美国人都望着明亮的月盘，有的人向它挥手致意，有的人甜蜜地呼唤它，有的人目测它，有的人挥拳威胁它。……时钟刚刚敲过午夜，可热情仍然没有消褪，它在人民的各阶层中都一样。法官、学者、商人、小贩、脚夫，聪明人和无知的人一样觉得被触动了最微妙的神经，这是整个国家的事业。因此上城、下城，巴台斯科河边的码头和停泊在港口的船上，都挤满了沉醉在欢乐、金酒和威士忌中的人群。绅士们躺在酒吧的长沙发上，拿着雪利酒，水手们在波音特岗的阴暗酒馆里，喝“烧心”酒喝得半醉，每个人都在争论、讨论、鼓掌、庆贺。
四段文字比照之下，我们不难发现，日译本较凡尔纳原文增删颇大，且多了些即兴发挥，如“欢呼笑叫之声恰如楚歌，四面不绝”（聲ハ恰モ楚歌ノ如ク四面ニ絶へス）、“实在是自古未有的境况”（實ニ古來未曾有ノ景况ナリキ）。虽然不能排除英译本影响的可能性，但“楚歌”这样的中国文化典故被用到译文中，一定是井上勤的创造。汉文调的日译本已经相当生动，而由鲁迅信笔译来，文采飞扬的四字词接二连三，而“云气四散”（雲氣四散）变成“加之天又凑趣，长空一碧，星斗灿然”，“空壶堆积”（空壺ヲ積累シ）形象化为“空罐如山”，凡尔纳原本平实的描写越来越华丽，井上勤和鲁迅这两位“豪杰译者”真可谓“俱怀逸兴壮思飞”！鲁迅之“意译”，虽不准确，但却很能体现其个性和蓬勃朝气，“开始译笔，颇受严几道的影响，但后来却一变而清新雄健，在当时译书界已经独树一帜了”[12]。
另外，鲁迅对小说形式的改造，也值得注意。在鲁迅的剪裁之下，《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形态。章回小说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煞尾，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中间又多引诗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13]。两部译作的每一章前，都有鲁迅自撰的对仗回目，如“新实验勇士服气 大创造巨鉴窥天”（《月》十二回），“拼生命奋身入火口 择中道联步向地心”（《地》第四回）[14]。《月界旅行》每回末，都有鲁迅自撰的散场诗，如第五回回末：
正是：
啾啾蟪蛄，宁知春秋！惟大哲士，乃逍遥游。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地底旅行》虽然没有散场诗，但和《月界旅行》一样，多择紧要处煞笔，大有“话本”之风。如“天文上的疑问，都已解释；那器械却如何商量呢？下回再说。”（《月》第三回末）“不知何时，忽闻有弹窗以呼者曰：‘亚蘺士！亚蘺士君！’亚蘺士心中一跳，跃然而起。”（《地》第一回末）
文中偶有穿插诗文，这也是鲁迅自己的即兴发挥。如《月界旅行》第一回：
晋人陶渊明先生有诗道：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
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象是说这会社同社员的精神一样。
第五回：
此等人或生性拘迂，或心怀嫉妒，某诗说什么，“高峰突出诸山妒”[15]，这是在在皆是的。
至于翻译的语言，《月界旅行》“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16]，《地底旅行》也是如此操作。《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17]。《造人术》则纯是古朴拗口之文言了，又有简洁、明快的特点。
受“小说界革命”启发而进行的翻译，意在引介新文类，但译作又体现出一派古典小说的艺术趣味，叙述语体也杂糅混乱，这种矛盾是晚清作家普遍面对的困境[18]；具体地说，《月界旅行》等小说的翻译，受《新小说》上连载的《海底旅行》影响甚大[19]。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造人术》尚直译，言古拙，这又反映了鲁迅翻译策略的调整。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北极探险记》托蒋智由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时，竟被编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20]。鲁迅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时，快意增删，用语也随心所欲，而且并不觉得自己的译法有什么不妥，《月界旅行》出版后欣然寄给周作人一阅[21]，甚至在《地底旅行》篇末开了一个颇为自得的玩笑[22]，翻译《北极探险记》则继续翻新花样，“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多少有些顽皮。商务印书馆这位编辑的当头棒喝，显然给他不小的打击，也迫使他反省自己从前的“译法”。而翻译语体由“俗”转“文”的原因，在于鲁迅深层思想的变动。袁盛勇指出，鲁迅的复古倾向与其民族主义思想有密切关联，当鲁迅超越留学生的普遍水准而把自己的思想提升到文化民族主义的高度，“才在更高的意义上真正开始了独特的文化建构活动，他所由此而具有的‘复古倾向’也才真正显现了自身的积极作用”[23]。恰恰是在仙台，鲁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项义华认为，鲁迅在东京时，生活在留学生社群中，“可以在思想上做一个异类，但毕竟在现实中还是同类”，而他虽不乏爱国情怀，但对当时的激进革命势力还是有所保留的，是以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离开漩涡中心东京，来到偏僻的仙台。在仙台，鲁迅是孤立的中国人，变成了“现实中的异类”，民族意识强化，民族情感也不断加深[24]。另一方面，当时日俄战争正在中国东北激烈展开，鲁迅也非常关注[25]。早在东京，日本人对清政府在战争中“宣告中立”便大加嘲讽，还曾因此与鲁迅发生过冲突[26]；此刻仙台市民多次举行庆祝日军攻占中国东北城市的大会、游行[27]，势必给鲁迅更为强烈的刺激。在这种情绪下，鲁迅得到《黑奴吁天录》后一口气读完，随即在写给朋友蒋抑巵的信中，感叹黑奴悲惨命运，并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
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动，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28]
而要光大“黄帝之灵”，重铸国魂，时人多认为应求诸华夏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29]。所以鲁迅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表现出复古倾向——既要以小说“新民”，又要让这种文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说鲁迅返回东京后所撰写的几篇极为重要的文言论文是“文学复古”蔚为大观的表现，则译作《造人术》可称为“文学复古”之先声；而用如此古拙的言辞表现以科技创造生命这一极具现代色彩的幻想，在中国科幻小说史和世界科幻文坛上都是罕见的奇观。
二
鲁迅为自己的译作《月界旅行》写有一篇《辨言》。从这篇《辨言》中，不仅可以看到鲁迅留日早期的翻译方法，把握鲁迅的翻译意图，更可以从中发掘鲁迅此刻的科学观念和文艺思想。而容易被人忽视的是，鲁迅在文中对“科学小说”的阐述，是晚清时期相对最完整的一篇科幻理论探讨，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月界旅行·辨言》对我们理解和评价鲁迅早期思想和文学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工藤贵正指出，《月界旅行·辨言》第一段从交通角度追溯人类文明发展史，是以日译本片冈彻所作序为基础写成[30]。但片冈彻的序仅表现了对科学伟力的推崇，而鲁迅在回顾了文明之进步后，笔锋一转，“然造化不仁，限制是乐，山水之险，虽失其力，复有吸力空气，束缚群生，使难越雷池一步，以与诸星球人类相交际”。于是不少人不思进取，“沉沦黑狱，耳窒目朦，夔以相欺，日颂至德，斯固造物所乐，而人类所羞者矣”。但人类又是“有希望进步之生物”，“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餍，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泠然神行，无有障碍。”而此部小说，则“实以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
在鲁迅眼中，科学固然为征服自然之利器，但自然并不是可以轻易降服的，“虽失其力，复有引力空气，束缚群生”。在这种情况下，态度成为关键。“至德”一语，源出《论语·泰伯》：“泰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正象征着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批判“日颂至德”，可以理解为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保守势力的抨击。而小说值得肯定之处，在于以“尚武之精神”，写“希望之进化”，弘扬了追求进步的精神，也是进化史观的表现。
其后鲁迅畅想未来，“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以为诧”。但于此乐观奇想之外，鲁迅又言：“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小说中并未有此“星球大战”的幻想，是鲁迅自发之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虽崇尚科学，认为可促进“希望之进化”，但也明白，秉“尚武之精神”，则战争终无止境。是以过去并无“至德”之社会，未来也未必是和平安康的“黄金世界”。因此他感慨道，月界旅行乃“据理以推，有固然也”，而“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今日“沉沦黑狱”，将来即便“地球大同”，而“星球战祸”又起，可供和乐隐居的“福地”“乐园”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这样，鲁迅就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指出了进步的必要性，并对国民发出了号召，“冥冥黄族，可以兴矣”。这样，进化、进步的观念，就和民族强盛的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月界旅行·辨言》二、三两段，是鲁迅结合文本对《月界旅行》和“科学小说”的评价。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科学小说”要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展开想像，“比事属词，必恰学理”。
2.“科学小说”乃“托之说部”，“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是一种文学形式。如《月界旅行》，其构建离不开人间生活，“经以科学，纬以人情”，融会人间情感，“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中”，亦可讽世，“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
3.《月界旅行》虽富于科学，也并不是处处精准。“觥觥大谈之际，或不免微露遁辞”，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智有涯，天则甚奥，无如何也”。
4.《月界旅行》具有独特的美感。“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月界旅行》则不落窠臼，“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
5.“科学小说”既“析理谭玄”又不失文学趣味，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功用甚大。“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而中国小说中恰罕有“科学小说”这一门类，应该大力提倡，“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纵观《月界旅行·辨言》，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鲁迅对“科学小说”的理解接近于当代的科幻小说概念。在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浪潮中，“科学小说”成为引介的一个重要门类，时人认为中国小说中没有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31]。但晚清新小说家们虽普遍认为“科学小说”有重要功用，但在这种小说门类的概念上，却莫衷一是。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论及《新小说》杂志上准备登载的小说类型时，专门列出一类“哲理科学小说”，指出这是“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32]，此外并无深入分析。晚清报刊在刊登“科学小说”时，也胡贴标签，如《光绪万年》标注为“理想科学寓言讥讽诙谐小说”[33]，《新石头记》标示为“社会小说”[34]，作者自认为“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35]。晚清所谓“科学小说”者，既有以科学为跳板跃入幻想天空的作品，也有用小说形式罗陈科学知识的科普小说。鲁迅比较注意“科学小说”中的幻想因素，不仅嘉许《月界旅行》作者“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自己也有“星球之战祸又起”的幻想。因而，“科学”“幻想”“小说”这三个要素同时存在于他的论述语境中。此外，他还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小说的一些特征。如“遁辞”，牵涉到当代科幻批评多有提及的“硬伤问题”；另外，言及“科学小说”不“借女性之魔力”而有“光怪陆离”的独到之美，也提出了科幻美学的命题。他的“科学小说”观念一定程度上符合当代科幻小说家对科幻小说的理解[36]。
其二，鲁迅提倡“科学小说”，意在普及科学；而这里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他将“科学小说”视为科普工具，这固然是受“科学救国”的时代思潮之影响，而对“科学小说”寄予“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厚望，也高估了文学于改造社会之功用。但鲁迅所提“智识”是否仅指具体的科学知识，是否如有的论者认为，仅仅是希望“将枯燥乏味的科学知识‘点石成金’”[37]，则应该结合鲁迅的翻译实践推敲。工藤贵作认为，将日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的“凡例”和《月界旅行·辨言》对照，可以发现其翻译目的是一致的，即“为了引进‘补助文明’的西方文化，防止‘智识荒隘’，有必要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38]。另一位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对比《月界旅行》日译本和鲁迅译本后，却发现日译本中详细记述宇宙生成和月球学说的第五回、记录人类已往积累的有关月球知识集大成的第六回，以及探讨将火箭发射地点定在佛罗里达过程的第十一回，在鲁迅译本中均被略去。《地底旅行》更有大删刈之处，这个文本前半是故事，后半是对有关科学知识的解说（从《地球的诞生及沿革》到《说创世时代的动物》），日译本完整译出，而鲁迅则没有译后半部分[3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底旅行》日译本译者恰恰在“凡例”中声明：“至末段觉系学术上最有益者，乃详细译出。”“后段地质学与动植物学，似宾实主，作者取笔题此书曰旅行，而其意即在后段。”综上，宇宙、月球、地球、动植物等诸般学说，正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知识”，为何却被鲁迅删去呢？至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的解释：“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这表明，鲁迅在翻译时，普及科学的诉求并不凌驾于译作的趣味性、可读性之上，所以他对那些读之无味的大段科学知识陈述予以删节；另一方面，“一斑之智识”也不应片面理解为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应该包括渗透在文本中、更为宏阔的科学理念、科学世界观，尤其是对鲁迅早、前期思想具有指导意义的进化论，正如伊藤虎丸在比较福泽谕吉和鲁迅对近代科学的理解时指出的那样，“他们似乎都没把近代科学只是当成个别知识，而是把它们当做新思想或新伦理来接受的”[40]。鲁迅言，“若培伦氏，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正是点睛之笔。
三
以对鲁迅科幻小说翻译实践及其“科学小说”观为基础，可以上溯鲁迅早年的成长经历，进而概括出促使他在留日时期热情洋溢地译介科幻小说的几个主要因素。
第一，少年时代博览群书打下的根基。少年鲁迅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涉猎极广。他受过较为完整的传统教育，“几乎读过十三经”[41]，但不是死读经书的呆子，课下常兴致勃勃地抄杂书，描绣像，种花草等。即使在课堂上，他也常常“置正课不理，其抽屉中小说杂书古典文学，无所不有”[42]。满足求知欲望并在无形中培养文艺趣味的“业余爱好”得到了家中长辈的宽容，如父亲并不责备兄弟几个私购《海仙画谱》[43]，而祖父对小说的提倡更使鲁迅“理直气壮”地大看小说，“介孚公的确喜欢《西游记》，平时主张小孩应该看小说，可以把他文理弄通，再读别的经书就容易了，而小说中则又以《西游记》为最适宜”[44]。祖父科场舞弊案事发后，鲁迅兄弟二人被送到大舅父家避难，后又到其前妻内弟秦少渔处，即娱园。秦少渔性喜看小说，凡是那时的“说部”，他几乎都买了，看过便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由鲁迅自由取阅。于是鲁迅在家中那“两三箱破烂书”中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镜花缘》等小说外，又读到了“种种《红楼梦》，种种侠义，种种别的东西”[45]，“于增加知识之外，也打下了后日讲《中国小说史》的基础”[46]。鲁迅日后翻译和创作小说，以及编辑《古小说钩沉》、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都受到早年阅读的影响。
而与科幻小说翻译有着密切关系而值得强调的，是幻想文学对少年鲁迅的影响。家中女佣长妈妈为鲁迅买来绘图的《山海经》，使他大喜过望，对长妈妈“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数十年后的回忆，仍可见到鲁迅当时的激动，“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47]。《山海经》保存了不少上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奇思遐想的源泉，至今仍为幻想文学的作者们提供着丰富的素材。鲁迅从中也获益匪浅，“第一是这引开了他买书的门，第二是使他了解神话传说，扎下创作的根”[48]，更重要的是，《山海经》培育了他恣肆汪洋的想像力：“那些古怪的图像，形如布袋的‘帝江’，没有脑袋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形天’，这比龙头人身马蹄的‘疆良’还要新奇，引起儿童多少奔放丰富的想像来呀。”[49]他读过的书中还有《西游记》《镜花缘》《封神榜》《聊斋志异》等幻想文学，至于《绿野仙踪》《池北偶谈》《酉阳杂俎》《阅微草堂笔记》等广涉神怪、灵异的作品，更是不一而足。它们都引导着少年鲁迅神游天外。科幻小说同样属于幻想文学；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引《山海经》《镜花缘》为例，大概其潜意识中觉得这些作品中的奇山异水、神秘鸟兽和《月界旅行》中“光怪陆离”的幻想不无契合之处。此外，据周作人回忆，有段时期鲁迅看了《十洲》《洞冥》中的神话，奇想大发，于是“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想象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每晚继续的讲，颇极细微”[50]。翻译本就是二度创作，而译《月界旅行》时鲁迅的日文水平尚不是很高，又采用意译，兴致勃勃地在底本上多加发挥，就更有“创作”的意味了。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认为是他早年“口头幻想文学创作”的延续吧。
第二，学习自然科学的影响。鲁迅自陈：“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51]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早年喜读《花镜》并动手栽培植物[52]，不过真正受到较为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是在南京求学的时候。鲁迅于1898年5月考入江南水师学堂，10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创办这所学堂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奏折中说：“江南办理矿务甫有端倪，……拟即挑选学生，调派教习，于陆师学堂内添设矿路学一斋，分习重力汽化地质等学，以备专门学堂异日之取材。”[53]鲁迅自己也说“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54]，算是个“工科学生”。在矿路学堂里，鲁迅学习了矿学、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格致学、测算学、绘图学等多门现代科学[55]，又自己阅读了《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等医学著作[56]，获得了较好的自然科学素养。留日初期，在弘文书院的学习也增加了他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积累。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仙台习医”。
科幻小说对读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除了对生活的理解，还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才能较好地欣赏科幻小说。因为科幻小说常常以某种科学技术的幻想为基本的情节推动力，而在叙述中又渗透着科学知识乃至科学的理念和向度，其审美价值和思想内蕴与这些特点有着密切关系。鲁迅的科学素养显然影响着他对科幻小说的接受。鲁迅学矿出身，对地质学和矿物学有浓厚的兴趣，他抄写过《地质浅说》，采集了不少矿石标本，有下矿洞的经历，后又作《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地底旅行》正是一部以地质学和矿物学为基本知识背景的科幻小说，其主人公列曼和亚蘺士都是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自然让鲁迅倍感亲切，而大地深处的景象，也能唤起他对矿洞的实感。此外，熔炼学与测算学之于《月界旅行》，地质学、地理学之于《北极探险记》，医学之于《造人术》，都有显而易见的联系。
而在理念上影响了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的，则是进化论。严复编译《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对晚清思想文化界有重大影响。鲁迅在南京时读到《天演论》，深受吸引，即便后来受到长辈的批评，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依旧大看《天演论》[57]，并向二弟周作人推荐[58]，又购读加藤弘之的《物竞论》[59]。去日本后，鲁迅还常与许寿裳讨论《天演论》，甚至能背诵其中的《察变》等篇章[60]。他对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理解，明显有进化论的印迹而且是经过严复改造之后的进化论。严复虽然在译作中加入了斯宾塞的观点，把进化法则扩展到了社会领域，强调了国际关系中“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法则，但又不同意斯宾塞的“任天说”，赞同赫胥黎“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的意旨，希望国人奋起自强，救亡图存。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认为这部小说“写此希望之进化”，并高呼“冥冥黄族，可以兴矣”，体现了他基于进化论的观念对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理解和发挥。《地底旅行》在第九回插入底本所无的“胜天说”，显然也是受到了《天演论》的影响。事实上，所有这四部小说的主旋律都是依靠人的智慧、美德、毅力和科学的力量战胜自然，甚至成为新的造物主（《造人术》）。
第三，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在南京求学时，鲁迅便读到《天演论》等新书报，但“更广泛的与新书报相接触，乃是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到了日本以后的事情”[61]。《知新报》《时务报》等维新报刊数年前便激起了鲁迅忧国忧民情怀，此刻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激情洋溢的宣传更让他心潮难平。鲁迅受维新救亡思潮影响，参加了一些新派组织，继而剪辫，作《自题小像》，意气颇为昂扬。如果说留日学界的政治氛围促使鲁迅爱国热情高涨，那么他在文学方面的作为——翻译《哀尘》《斯巴达之魂》和几篇科幻小说，则更多地体现了“小说界革命”的影响。鲁迅回忆早年读过的文学作品时，说：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到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 Rider 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中也回忆道，当时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三个人分别是梁启超、凡尔纳和林纾[62]。兄弟二人举出的这三位作家，正是晚清“小说界革命”中的关键人物，也恰从三个方面影响了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梁启超是晚清思想文化领袖，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创办《新小说》杂志，为“新小说”的创作和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阵地，又著《新中国未来记》，译《十五小豪杰》（与罗普合作）等，引领着文学变革的潮流。“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63]可以说，梁启超所宣扬的以小说“改良群治”“新民救亡”的理念，在这个时期直接规定了鲁迅对小说的取向。凡尔纳是晚清时期作品被译介第三多的外国作家[64]，其《海底旅行》和《十五小豪杰》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65]，起到了示范的作用，让鲁迅大开眼界，领略了科幻小说之魅力。而鲁迅最早读到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便有林纾最负盛名的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66]，从此成为林纾的忠实读者，林译随出随买[67]。受到类似待遇的是严复，“桐城美文”的笔法也在纯用文言的《造人术》中依稀可见；至于《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在删节原作之后复而“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68]的译笔，和字里行间的勃勃兴致，则颇有林译的味道。
四
在晚清文学文化语境中定位鲁迅留日时期的科幻小说翻译，可有如下之认识：
首先，这是化身为“小说救国”的“科学救国”。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痛感外人“船坚炮利”，进而认识到外人不仅有此利器，更重要的是“制器精也”，而“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69]，根本上在于科学的领先。甲午惨败震惊中国上下，学习西方、变革图强遂成为朝野共识，“科学救国”成为时代大潮中的强音。严复指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救中国之亡须学习西方，“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也。”[70]一位研究者认为，世纪转折时期维新人士普及科学的实际行动可以概括为四点：创办科学研究的各种团体和机构；广设译学馆，翻译西书；创办报刊，宣传科学；推动科技教育体制化[71]。梁启超在这四个方面都有贡献，是“科学救国”的积极支持者。既然他认为“欲新学艺，必新小说”[72]，则他把“科学救国”与“小说界革命”搭上钩，鼓吹“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而成的“科学小说”，自是理所当然。受其影响、又具有相当科学素养的鲁迅作《说鈤》《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篇章，译科幻小说，这些行为都带着深深的时代印记。
其次，作为“科学者”和“文学者”的鲁迅，在翻译科幻小说这样的活动中，都得到了体现。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凡尔纳是通常意义上的“硬科幻”作家，其学识的丰富和创作态度的严谨使他的作品不同于后世某些科幻小说的“皮以科学，实以言情”，而真正做到了“经以科学，纬以人情”。因此，对于鲁迅而言，自然科学教育形成的知识背景和在对东西方文明的思考中逐渐形成的科学理念、科学精神，在对译本的选择和改造中也得以体现。即便在弃医从文之后，他对科学的思考也没有终止，《科学史教篇》（1908）中对科学的批判理解和接受便是明证。另一方面，弘扬科学的出发点部分地落实到翻译科幻小说上，又体现了一个文学者的特征。归根到底，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门类，笼统地称为“自然科学和进化论的介绍和论文”和“文学批评或文明批评”之间的“过渡形态”[73]并不合适。鲁迅自己说，在受到“幻灯片事件”刺激之后，思想发生转变，认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74]。但是，笃信文艺能够“新民”，提倡文艺运动，难道不是从热情洋溢地译介科幻小说就开始了吗？多年后鲁迅仍然说作小说“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75]，可谓“吾道一以贯之”；溯流而上，这种思想最初的表现就在于科幻小说的翻译。以此为起点，鲁迅的“科学者”和“文学者”的品格都在延伸，并整合在政治诉求之中，完成于他对异质的西方文化从整体和本质上——而不是割裂成“科学”、“文学”、“政治”等诸多板块——的把握[76]。
第三，在翻译这几篇科幻小说的过程中，鲁迅的翻译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翻译手法从意译到直译，使用的语体也从俗语为主，“参用文言”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再到古朴文言。因而，虽然迟至1909年周氏兄弟才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明确表示“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并在译作中全面贯彻忠实原文并“词致朴讷”的翻译原则，但这种原则早在五年前鲁迅翻译的《造人术》中就得到了体现。其深层动因，如前所述，是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从一般意义上的反清反帝向文化民族主义的转变。由于鲁迅自觉地以政治理念指导自己的文学文化活动，所以翻译策略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更反映了他思想的变化。
最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还可得出两个有意思的命题。碍于学识，本文尚不能作深入探讨，但笔者不揣浅陋，试进行初步的勾勒：
科幻小说在东亚的接受。晚清中国能掀起“新小说”的高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在大量的翻译小说中，若以译者所据底本语种统计，译自日文的小说应是第一位[77]。就科幻小说这一文类而言，更是直接受到日本科幻小说热潮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为了掀起科学技术启蒙的高潮，推动自然科学即“实学”的发展，也出现了翻译凡尔纳科幻小说的高潮。川岛忠之助1878年翻译了《八十日地球一周》，揭开了凡尔纳作品日译的第一页，此后“科学小说”在日本非常流行，凡尔纳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他讲述的种种故事激发了人们对梦想的追求。到鲁迅留学日本的前几年，以押川春浪的《海底军舰》为起点，日本又涌起了第二次“科学小说”的热潮[78]。基本可以判定，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出现的“科学小说”这个名词，源自日语。尔后，梁启超、鲁迅、徐念慈、包天笑等多位科幻译者均依据日文科幻小说进行翻译，凡尔纳和押川春浪也双双跻身晚清时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最多的五大外国小说家之列[79]。伊藤虎丸认为，鲁迅翻译科幻小说，是鲁迅与明治三十年代文学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同时代性”的表现之一，而与其说鲁迅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如说是鲁迅在“西欧冲击”的某一阶段共同的时代思潮或教养当中自身所面临的选取什么和怎么样去选取的问题[80]；那么，也可以说，科幻小说这一结合了科学与人文、富于现代性的文类在东亚两个文化相近、渊源颇深的国家相继兴起，两国文学文化界对这一新兴文类的接受既有相似（如以科学启蒙为基本目的；科幻多蕴含政治主题；原创在译本的持续影响下出现等），相似中又有差异（如科幻译作出现二十年后押川春浪才创作了第一部日本原创科幻小说，而在中国，仅仅相隔四年；明治时代的科幻热潮之后，日本科幻小说或与政治小说结合，或变身为面向少男少女的科学冒险小说延续下去，并经梦野久作、海野十三等人的努力而不断壮大，中国科幻小说则在晚清之后陷入长时间的沉寂），实质上反映了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科学）冲击之下所面临的选取什么和怎么样去选取的问题，以及两个国家不同的回答。其中蕴含的丰厚文化意蕴，值得深入探讨。
《月界旅行》及其他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翻译问题。在19世纪，凡尔纳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一经问世很快便被译成英文，继而被翻译成更多的文字，得到各国读者的喜爱。《从地球到月球》1865年出版，旋即被译介到英美；井上勤在日译本《九十七时二十分间月世界旅行》的“凡例”中说明，他所据的底本是由美国“芝加哥”府“顿内利 咯义德”商会发行的[81]；继而鲁迅再将日译本译成中文。《月界旅行》由法国到中国，也几乎“环游地球”，不过耗时为三十八年。这一跨越四种语言文化的幻想之旅，无疑是“艰险重重”的：英、日、汉的译者统统是“豪杰译”的好手，凡尔纳的作品抵达中文时已经面目全非。瓦尔特·杰姆斯·米勒（Walter James Miller）在《详注版月世界旅行》（1978<span style='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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